从朱氏狂言想到军队国家化
（时政小议之十三，杜 光）

前不久看到朱久虎的好战狂言，最近又读了朋友送来的《刘亚洲论文集》，两位将军使我想起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军队国家化。
军队国家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它最初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是对邓小平于1986年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微弱的回应。邓小平1986年9月至11月曾多次谈到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这些讲话在知识界青年中掀起了一股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党政分开的热潮。党军分开是党政分开的自然延伸。
1988年秋冬之间，我作为新成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干事长，正在负责筹办《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有一位同志给我介绍了一篇主张军队国家化的文章，题目叫《从阶级军队向共和国军队的跨越——试论我军领导体制的改革》。他说，此文作者是济南军区的一位青年军官，他不久前在军队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了同一主旨的文章，在军队里引起了很大反响，军委总政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投来的文章就是在那篇文章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这篇文章的基调是：军队现行的领导体制，“给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军队建设带来许多弊端”，主张“变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为国家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把军队体制纳入国家统一体制”，“实现军队国家化”，“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应逐渐转变为行政首长负责制”，“军队中的党组织不再是权力机构”。
对于这篇文章，研究会和编辑部有的同志不主张发表。他们认为，军队的问题比较复杂，最好不要去碰它。刊物初创，还是稳当一些好。对于文章内容，没有任何人提出不同意见。我则认为，军队国家化的问题早晚会提上政治体制改革的议程，早点发表，可以提前在社会上作些思想酝酿；何况军队内部已经有这方面的议论，我们刊登这篇文章，不过是把探讨的范围从军队扩大到社会上罢了，不会有很大风险，所以便把它编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创刊号。后来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我只好把它从已然经过三校的创刊号上撤下，准备过一段时间条件成熟时再发表。可惜不久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镇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不幸夭折，军队国家化的声音也就沉寂下去了。
尽管如此，我也没有逃脱因此而遭到的劫难。1989年8月开始的停职审查期间，有人指责我“反对党对军队的领导”。这件事还写入对我的处分决定的附件《关于杜光同志所犯错误的调查报告》里，被列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较深”的主要问题之一。
2002年上半年，我在长篇征求意见稿《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里，就党政分开、还权于政和党内民主的问题，提出了15条具体建议，其中第9条就是“实现军队国家化，保持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把军队的领导权交给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权机关”，“撤消党中央的军事委员会，但保留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由国务院和国防部及军队最高领导人组成，由国家元首担任当然主席。取消军队的政治委员建制，保留政治部，作为军队的政治教育机构。军队党组织基层化，只负责党的自身建设，不干预军队事务。”这篇文章上网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曾摘要播发这条建议，但没有引起积极的反响。
朱成虎、刘亚洲的言行，使我模糊地意识到：在这些少壮派军人的身上，党对军队的领导虽然不能说已经完全丧失，但至少也大为减弱；而国家机器对他们更是没有丝毫约束。当然，作为公民，他们应有言论自由。但是，他们是手握枪杆子的公民，这个枪杆子是国家为了保卫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才发给他们的。因此，他们的言论行动就必须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他们没有权利发表有损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言论。这同时也提醒我们，对于这些拿枪的公民，必须加以远比普通公民更为严格的约束，应当把他们置于国家机器的全面控制和严格管理之下，改变一切听从党指挥的传统。
我国军队历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在革命战争年代，“党指挥枪”是必要的，合理的。但在建立了全国政权，并有了稳定的局面之后，就应该考虑把军队交给国家。建国之初，中央人民政府曾设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设立国防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国务院的职能里，包括“领导武装力量的建设”。这就说明，我国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有了军队国家化的准备，但专制主义和个人独裁的急剧强化，中止了从这个起点前进的进程。文革期间取消国防委员会，甚至在宪法里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由中共中央主席统率。”国务院的职能里，关于军队和国防的条款也不见了。这是军队领导体制的全面倒退。1982年修改的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并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国务院也恢复了“领导与管理国防建设事业”的职能。这就是说，按照1982年修改至今的宪法，全国武装力量的领导者是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务院则进行具体的领导与管理。这是军队领导体制应该遵循的根本依据，而党领导军队则缺乏法理的基础。即使是按照党章，也找不出军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条文。党章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产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党组织，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进行工作。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工作机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总政治部负责.管理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请注意，这里只说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工作机关是负责管理军队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总政治部，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工作机关呢？党章没有说。这就是说，党章并没有赋予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以领导“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以外的什么任务。对军队实行全面领导的只有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是谁赋予共产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有领导军队的全权的？谁也没有，宪法没有，党章也没有。可见，迄今为止，我们的军队领导体制，实际上是在违反宪法和党章的情况下运作的。军队国家化，正是要使军队回到宪法的轨道上来。
宪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国家加强武装力量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增强国防力量。”这里排除了军人干政的职能，更没有给予军队以发动核战争的权利。人民不能容许军人挥舞核武器去威胁别的国家。朱成虎关于发动核战争、甚至不惜放弃西安以东广大国土的叫嚣，刘亚洲关于支持日本收回北方四岛、支持西伯利亚独立的主张，都已经越出了军人职守的范围，并且对党的领导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党的领导既然无法管住军人的狂妄野心，就应当在国家制度上建立严格的约束机制，把军队的任务限制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制定（或修订）科学的《军人守则》，每个军人都要毫无例外地切实遵守。国防部作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也可考虑改称国防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应拥有具体管理和监督军队的全权。国防部须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它的常委会报告军队建设情况和问题，特别是国防事业的经费，更必须报请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人民纳税养育了军队，完全有权利知道这些钱是怎么花的。关于军队同共产党的关系，我认为，我在2002年的征求意见稿里提出的建议，基本上还是可行的。
朱成虎刘亚洲等的出现，表明军队内部力图摆脱党的领导的势力已经形成，这就使得实现军队国家化的任务显得更为迫切。我希望本文能够成为一块引玉之砖，引起大家（特别是军人）对军队国家化的关注与探讨，促进军队的体制改革，把我国的军队建设放到符合宪法的健康的轨道上来。
2005年8月23日

也 谈 刘 亚 洲
杜光

我在起草《从朱氏狂言想到军队国家化》时，曾准备对刘亚洲将军的言论作一些评述。但又恐说少了语焉不详，讲不清问题；说多了又难免冲淡军队国家化的主题。最后决定还是另外写一篇，既是独立的文章，也是前文的补充。
刘亚洲是一位杰出的军官，几十年难得一见的将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还没有见到过能够如此卓然不群地独立思考、如此锋芒毕露地指点是非的军人。他 在军队建设、战争理论、治军方略等方面，都有许多超前创新的独特见解。读他的讲话和文章，不能不被他豪气干云的远见卓识所吸引，不得不折服于他词锋如剑的 凌历气势。在他的思想里，交织着文学家的浪漫主义和军事家的明察洞见。他的讲话和文章警句迭出，如：“武力不是维持国家利益的最有效手段。”“权力的唯一 目的，就是追求更大的权力。”“大陆内部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关键。”“满清已经垮台近一百年了，但反封建的使命依然方兴未 艾。”“只要农业不真正地走向市场，农村就无法融入现代社会。”这些精彩的论述，俯拾皆是。网上出现许多对他表示敬仰甚至崇拜的文章和贴子，绝不是偶然 的。
但是，刘亚洲的见解也不是无可非议的。他主张政治体制改革，高举民主的大旗，提倡反封建，受到很多人的欢迎。有人甚至提出“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在军队”，还 危言耸听地说什么：对于刘亚洲等的改革要求，“我们不声援他们、支持他们，就是犯罪。”（陈泱潮）我却感到刘将军谈论民主有点言不由衷。特别是同以下的言 论对照，更察觉到他的民主改革主张的苍白、空泛，甚至虚伪。
首先是他对八?九镇压的赞许。八?九学运的两大主题，是反对腐败，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政治；镇压的最大成果，则是腐败恶性泛滥，政治 改革停滞。这已经是洞若观火的事实，而刘将军竟然夸赞暴力镇压的功勋；对于屠杀要求民主的青年人的暴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个真诚呼唤民主的人，会这 样判断那次“政治风波”吗？
其次是对十三年的颂扬。“政治风波”之后的十三年，是腐败遍地、盗贼横行、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十三年，改革停滞，个人崇拜却大行其道。十六大以前虽然动 员全国宣传机器，大肆鼓噪十三年的辉煌成就，但掩盖不了政治专制、思想禁锢的事实。刘亚洲歌颂“十三年的辉煌”和“繁荣昌盛”，对某人更是吹捧不遗余力， 《大国策》甚至以其语录开篇。他如此推崇反民主，怎么会真心实意地致力于民主化呢？
再次，“三个代表”的提出，表现了提出者为自己树碑立传的用心。它在理论上似是而非，实践上有害无利，其要害在于抵制民主潮流，维护专制制度，而刘将军却 说：“‘三个代表’的思想，也许可以称作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口吻，何异于无耻政客、御用文人，哪里像是要求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改革者呢？
第四，刘将军说：“今天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作为军队的高级将领，他不会不知道城乡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土地被占、房屋被拆而流离失所，求 告无门；不会不知道十多年来冤假错案的积累惊人，监狱里、看守所里、精神病院里关押着许多无辜的公民；不会不知道《南方都市报》的冤案，还有因为替老百姓 仗义执言、维护公民权利而被判刑的郑恩宠、朱久虎；更不会不知道，人权包含着人民的自由权利、民主权利。说“今天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无 异于说“今天中国是有史以来人民最自由最民主的时期”。请问刘将军，这是事实吗？
第五，刘亚洲将军一方面提出变“为民作主”为“由民作主”，同时又说要“励精图治，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谈到美国时说：“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的 生命中，血液中，骨髓中。这样的民族，他不兴旺谁兴旺；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统治世界。”在刘将军的心目中，民主的目的是“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 位”，甚至是“统治世界”，而这个目标恰恰与民主背道而驰。
刘将军一再强调自己讲真话，但从以上的一些事实来看，他关于民主的话语里有多少真诚，实在不敢盲目相信。
刘亚洲将军认为“中国真正的精英和真正的改革者，有一大部分在军队里。”因此，“中国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军队都会参加。”如果说，前一句话有些夸大的 话，那么，后一句话就未免有些危险了。军队是拿枪的武装队伍，它的职责是抵抗侵略，保卫祖国，而不是干预政治。刘将军的所有讲话文章，没有片言只语谈到军 队国家化，却大讲要参与中国的民主化法制化进程。我认为，这并非因为他对军队在国家的地位及民主法制建设缺乏了解，而是因为他的本意就是要突破传统的军队 职责的范围，干预政治事务。而以刘将军对民主的理解，他会把中国的民主化法制化带向何方，实在难以乐观。以目前的军队状况来说，从军人干政到军事独裁，路 途并不遥远。“党对军队的领导”把整个军队的运作置于重重黑幕的笼罩之中，使军事政变更容易酝酿。只有实现军队国家化，把它放在国家机器的严格管理和监督 之下，才可能避免那个不幸的前景。
也许是由于浓厚的浪漫主义气质，刘亚洲在讲话和文章中常常越出常识和逻辑的规范，或以偏概全，攻其一点，或极而言之，片面夸大。这对于文艺作品是完全合理 的倾向，在理论分析时却是公认的大忌。如：“西方文化是制造天才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扼杀天才的文化。”“西方的历史是一部改恶从善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则是 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古代西方什么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中国什么都不禁，就是禁本能。”“中国不可能有思想家，只有谋略家。”“西方的自由化导致民 主，东方的自由化总是导致暴乱。”“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讲是没有历史的。”“中国在发展中需要一个敌人，才有机会发展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国家。”如此等 等。理论论证需要严密的逻辑，而且要以事实为根据，没有充分的调查研究便轻下断语是很不严肃的。
刘将军缺乏严谨的学风，还表现在引用事实或数据的过于轻率。如有人指出他在《谈美伊战争》中把指挥伊拉克战争的汤米*弗兰克斯将军，同海湾战争中指挥第七 军的弗雷得里克*弗兰克斯将军混为一人。这里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他在《甲申再祭》一文中说：“明成祖时曾进行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为六千万，明末为一 亿。满清入主中原后，到清世祖时又进行了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只剩下一千四百万人了，锐减了百分之八十多。”在这些数字里，大部分都是错误的。（1）明 成祖在位22年（1403—1424），每年都有人口统计，而不是只有一次。（2）这22年的人口平均数是5316万（万以下均略而不计，下同），最多时 曾达六千余万，大体符合刘将军所说的数目。（3）明末人口，天启元年至6年（1621—1626）有四年的人口统计，平均数为5165万人，与刘将军所推 算的一亿人相差甚大。（4）清世祖顺治8年到18年（1651—1651），每年都有人口统计，也不止一次。（5）顺治9年、11年、12年的统计数字都 是1400余万，这个数字同刘将军说的倒差不多，但这是丁口数，不是人口数。丁口是指能够胜任赋役的成年男子，如按五口之家有二丁计算，1400万男丁应 有3500万人口。（6）与30年前的天启年间相比，顺治年间减少了一千六百余万人，即减少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而不是百分之八十多。
带着这种粗疏浮躁的学风，一旦从政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那是很难预料的。王怡说：从刘亚洲将军那里“看见赵括的影子，闻见何新的味道”，似乎不无道理。如 果刘将军把他那出色的聪明才智专心致志于军事科学，一定会对我国的军队建设作出巨大贡献。至于政治领域，我看还是不要涉足为好。
2005年8月25日

北京孩子很危险！

空空男孩4750

对于这个题目我有两个犹豫。一是到底应不应该加上一个惊叹号，经过考虑我决定加，因为我本来是想加上三个的；二是究竟应不应该把范围定得这么广将全部北京 的孩子都锁定住，经过考虑我决定就这么干，因为局部出现问题而这个局部又不在少数那么就应该从整体上进行审视。 　 我所指的危险是比人身安全还要严重的危险，是人生发展的危险。首都，一个在许多外地人眼中非常有诱惑力的城市如今正在自我侵蚀着，这种侵蚀源于下一代的堕 落。北京的孩子们太幸福了，幸福得不觉得幸福是一种幸福。 　 还是先说说我自己吧。我就是北京孩子，我小学是在北京市市重点上的，中学六年在一所区重点中学上学，大学考到了西安一所全国重点大学，现在我大一结业。综 合这一年自己在外地的大学生活感受以及从同学朋友那里了解到的他们这一年在北京或外地上学的情况，我惊讶地发现我们北京孩子居然处在了如此一个可怕的境 地，面临如此多的严峻问题。 　 众所周知的高考分数地域差异使北京成了学生们的天堂，一个学生在北京如果没有智商问题却没考上大学那就有足够的理由让他去面壁三年反思自己以往究竟在干 什么。每一个高考分数未达到六百好几十分的北京孩子在看到那一串匪夷所思的外地分数线后都一定会倒抽一口凉气暗自庆幸，每一个进入大学面对身边一群“怪 物”听到他们的入学分后的北京孩子都一定会倒抽两口凉气自叹不如。全国无数学生向往来到北京上大学，于是北京的大学就把面对他们的分数线调到最高。多少优 秀的外地学生因此一本变二本，二本变专科……其实这些我还都能理解，首先因为我自己就是受惠者，受到好处的人自然不会倒打一耙；其次也确实有一些客观因素 比如考生人口不一样等问题使得分数出现不平衡。可我一个外地同学对我说：“你们是首都，首都需要的是精英，需要最尖子的那种人，我们这样的你们那看不起， 而你就算没有我出色北京也需要你，因为你是那的人，你是北京的孩子，北京就是你爸妈你再差他也得兜着你让你有大学上有饭碗捧。”说这话的人是山东人，高考 文科630分。我就像一个秃子带了一顶假发现在却被别人一举揭发。他这话没错，我们由于在北京所以受到庇护。但是就算我们是这样“走后门”上了本不该我们 上的大学这又怎么了？这是大人们定下的制度铺好的路啊，所以就算我的假发被揭掉了我也不害怕我的光头有多难看。“首都”给他的孩子带上假发是为了让他们看 起来更漂亮跟那些有真头发的人比，其实不带假发也不一定就丑就比不过人家，可如果孩子们完全意识不到他们带的是假发，把假发又弄得脏兮兮破烂烂那就彻底完 了。北京的孩子现在有很多就是头顶一丛丑陋的假发！　 我作为一个在外地上学的北京孩子，现在要揭掉我们北京孩子的假发，指出北京孩子的危险！ 　 北京孩子第一险：见识短浅　 如果你认为北京孩子身处首都必然视听发达所以一定见闻广泛目光远大那么你就错了。我恰恰认为北京孩子见识短浅，愚昧可笑。 　 北京的孩子有看不完的名车洋房高楼广场，有吃不完的鱼肉菜蛋中西大餐，有玩不完的娱乐处所消遣场合，有很多衣服有不少零花钱想着要当白领要出国……再看看 外地的孩子乃至农村的孩子他们拥有什么？他们也许有看不完的黄土麦浪课本试题，有上不完的补习加课，有一些衣服甚至没有几件衣服，有一些零花钱甚至没有钱 想着要上个大学要去北京…… 　 总说外地的孩子所处的地方并不发达，说他们没有见识，整天只能生活在一种世界里不懂得外面的精彩。那北京孩子呢？我们不也一样整天生活在一种世界里吗？ 就因为我们的世界比他们的世界发达就说我们有见识吗？我们的父母让我们多去一些地方好长见识，这些地方往往是各个旅游景点大中城市甚至是外国，可是那些中 小城市呢？农村呢？我们去过吗？我们了解吗？北京的孩子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孩子是和他们一样幸福的吗？北京的孩子知道中国还有地方年收入只有几百块钱吗？ 从电视和报纸上看来或是从别人嘴里听来的都不算，因为我离开北京以后才发现这些事实如果你不亲自走近它就算别人说得再逼真你也还是不能真正理解。 　 高起点是否代表着高地位和高成就？ 　 北京的孩子很爱北京，深知自己北京户口的价值。人往高处走，所以很少有人愿意离开北京上学或是发展，除非是去外国。北京的孩子可能很早很早就考虑到自己以 后要上哪里的大学，当然北大清华是所有人嘴上的梦想，可更多的人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留在北京。这一点可以以我为证，我直到最后上交高考志愿的前一天早晨我还 铁了心要留在北京，一本二本的第一志愿全是北京某高校，直到那一天的晚上迫于我分数的低下才无奈改报了外地。而实际上北京孩子里有非常非常多的“死守 派”，他们抱紧了床头宁死也不离开北京！我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就是上专科也绝不离开北京，最后他果然上了北京某垃圾专科，实际上他的分本可上个外地二 本。 　 北京孩子通过自己在北京多年生活学习造就的远大见识得出了自己的远大选择，他们认为北京是他们不能离开的地方，他们认为外地只能用来旅游而不能用来生 活，总之他们就是对外地有一种抵抗情绪，潜意识里就觉得外地比北京差好远，恨屋及乌，除了那些赫赫有名的外地名牌大学以外的所有外地大学他们也都不喜欢， 说得更透彻一点某些人对外地对外地的许多大学就是鄙视。这次放假我回到北京一日内在大街上巧遇两名高中同学。第一位问我在哪个大学我说我在西北大学，他大 惊然后问哪省的啊？我亦大惊说陕西省的啊你不知道吗？！他沉思一下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鄙夷神气。我问他在哪上他顿时收起方才的表情蛮自豪地说我在北京 XX大学，我一听心中大笑原来你就在这么个破烂学校还有资格鄙视我！第二位同学问我在哪个大学我说我在西北大学，他大惊说没听过，我亦大惊说你们怎么都没 听说过啊就算我们学校近年不在北京招本科生那好歹也是全国重点也是211啊！我原以为他能被震住不想他反而释然一笑说唉这都没用终归是在外地啊……你说你 怎么上到外地去了你这不傻嘛……我正无语间他又补上致命一句：你就不如我，我在北京XX大学，虽然是二本但是我在北京啊！我一听心中狂笑原来你不但是个二 本而且还是个破二本你还有脸说我不好！　 北京有很多非常非常好的大学，比如北大，其余的无需我列举；北京有很多非常非常垃圾的大学，比如联大，其余的无需我列举；但北京还有一些大家都认为非常 好但实际上它非常差的大学，具体是哪些我还是无需列举因为我就是列举出来了也没用也依然动摇不了它们的位置。这几所大学的校名特别好听，都是在“北京”和 “大学”中间加上了一个很不错的热门专业名称。这些学校无论是历史底蕴还是学科地位，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教育水平，都远远配不上他们现在拥有的名声。比如 北京某大学某院的一位领导级别的教师想考取我爸的硕士生结果没考上不说考试成绩还比较糟糕！而该师所在的院是该校最好的院，该校现在又是北京炙手可热的一 所高校，一本二本兼收，生源极好。试问在这样水平老师的教育下学生能学到什么什么水平？像这样的学校共有十所左右，它们现在的名声和热度都非常不错，原因 就在于大部分的北京孩子不愿意离开北京去外地上学可他们的分数又都不怎么高于是为了留北京就只能报这些学校，没想到仅仅几年的时间就使这些学校声名大噪， 其中几所相对不错的更是身价倍增分数大升甚至牛到了第二志愿考生只招高分的程度，无奈学生一下子多了老师不一定够用宿舍不一定够住最重要的是实际水平更是 没有什么大变，可北京的孩子们依然疯了一样往里面考即使他们明知这些学校不怎么样他们也还是愿意进，因为好歹这些学校也是一本或者是二本里的一类最主要的 是它们在北京！其实他们的分数如果报考外地的话能上很多比北京这些学校强很多的学校，人家除了校园可能没北京的盖得这么好名气可能没北京这几个天天吵得这 么响其他的横比竖比都比北京这些学校高出几个档次，这些学校也就是因为建在北京了，放到外地去比就是垃圾。可只要北京还有高考考生这些学校就永远不用发 愁，所以就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些学校很差它们依然可以不断地给自己贴金不断提高自己的所谓价值，但能不能让它们的学生也成金子就不得而知了。 　 北京的孩子绝对见识短浅！起点很高导致其抬起脚来只能往上迈不能往下退，而实际上起点高并不意味着就能走得很高，有时候退一步反而更有助于进一步，一味 以高起点自居进而自守是不可能获得高地位和高成就的。对现实社会实际情况了解的片面化导致了思想的模式化和极端化，很多人羡慕那些不学无术靠父母钱财十几 岁就出国上学的人却没有多少人以那些终日刻苦孜孜不倦学习的人为榜样，很多人看似理想远大其实根本没有多少思想就以为在北京就可以万事顺风水到渠成，在人 生的重要选择上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北京的大学和外地的大学之间相比较的情况不知道在北京读书和在外地读书对自己发展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只认为在北京读书或者 在外国读书才是正道。总之很多的北京孩子满脑子有着很多不正确或不全面的认识自己却感觉不到。 　 不知广袤天空的蛙我们说它是井底之蛙，那么只窥得广袤之外相就迷心于纷繁之尘野且不知并不屑井下也有一方天地的蛙就是真正的井上之蛙了吗？　 我到外地上了这一年学，才知道自己以前的见识有多短浅想法有多幼稚，而我也了解到我留在北京的同学中有的依然延续并加固了自己的无知有的通过他们去了外地 的同学的描述明白了不少可既然无法改变什么也就无所触动了。 　 见识短浅是一大危险，让大部分北京孩子本身具有的自豪和广识变成了骄傲和无知，让小部分北京孩子的人生发展蒙受巨大损失。 　 在此多加一句，就是其实全中国的孩子没有多少见识特别长远的，因为终归还是孩子，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要求孩子做一些连大人都做不到的事情，但我仍然想帮许多 外地孩子扩展一下自己的思想，想让他们知道北京并不是童话故事里的圣地，你来这里上学来这里发展都是好的但不要盲目地来不要以为来了就一定可以留下可以前 途光亮。要知道有一些北京的学校把北京的孩子都蒙在了鼓里但它们却要求你们的分数达到很高很高的水平才肯招收你们，其实你们有那么好的分数好好找一个外省 的重点大学上四年并不会耽误你们什么，相反你们如果为了进北京而进北京那从哪来回哪去是早晚的事。走到什么地方实力都是决定一切的。 　 北京孩子第二险：荒废学业 　 北京孩子的学业水平有多高？答案是没多高。高考的分数肯定是比外地的要低，基础知识的牢固程度更是比人家差许多，就连教材的内容及难度都跟人家没法比。可 是这些并不影响我们在大学及以后的日子里取得比别人更优秀的成绩。要知道外国的孩子在高考时的水平比国内很多差孩子还要差很多，可是四年之后人家的水平却 是国内很多很优秀的孩子都望尘莫及的。外地的高考制度决定了他们的教育方法是非常落后和错误的，那样学出来的分数有很多是只够考上大学却不够做出成就的， 当然这是中国教育问题在这只是提一下不做探讨。如果仔细分析一下现在在北京生活工作的成功人士究竟有多少人北京人？比如我父母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人文 科学的国家最高领域，可里面所有学者的教授啊几乎没几个是北京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北京人的学习确实有问题。可我实际上要说明的是很多北京孩子虽然分 数不高但潜力巨大，是可以比外地孩子更容易获得成功的，可为什么事实却是事与愿违。 　 北京孩子从小没有太大的学习压力，北京讲究素质教育，讲究学与玩并重并行，讲究综合能力的培养。北京孩子高三这一年经受的压力和痛苦和外地孩子比起来简 直是小巫见大巫。这么多年的受教育环境和学习习惯就决定了大部分北京孩子不具备那种十年如一日的刻苦精神。实际上一个智商不错的人在北京想达到考上大学这 个目的是不用费太大的工夫的，只要跟着学校正常进度走高三一年再加把劲，最后蹭上一本线考上二本线那是很轻松就能实现的，甚至有些聪明的人跟本不用多刻苦 多努力只要最后时刻拼拼命也就能考上了，我自己就是这样，最后时刻拼了老命之前根本没好好学可不也一样考上了嘛。可是大部分北京孩子自己是意识不到这些 的，他们不知道自己为高考付出的这些努力其实并没有多么的壮观，不知道自己可能是全中国付出最少就能得到最多的人，意识不到真正的未来任重道远。于是在考 上大学以后就感觉到自己任务完成了吃苦吃够了，可以开始享受成功的幸福了。学习？那是高中生干的事！ 　 其实到了大学，学习这两个字在某种层面上确实已经不是也不应该是学生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字。大学强调的是自主自觉及全方位发展，但是真正的聪明人知道学 习其实还是最重要的，知道人生真正的高考才刚刚开始。可总有一些大学生意识不到这些，脑子一时发热，在大学里不学习不发展只知玩乐混日子最终只是拿到一纸 本科文凭，这样的人在全国各地的各级学府里都能找到。而现在谁都知道没有真才实学的本科文凭就是一张废纸。大学生是离现实社会最近的人也是离现实社会最远 的人，看似马上就要走进社会了可实际上很多人都不知道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甚至有人天真地以为走进社会就跟人正常长一岁一样属于自然而然的事情。 　 北京的孩子既具有所有大学生都有的某些共性，又有自己受特殊环境影响而产生的独特特点，就导致北京孩子比外地孩子更有可能成为大学里不思学业的那一群体。 　 在我刚才第一个标题里提到的几所名不符实的学校里还有北京许多二本学校里，我们悲哀地发现这些学校里的“那一群人”格外的多，甚至在少数一两个学校里，好 好学习的人反倒成了异类。 　 我开始对此是不相信的。虽然我知道有些学校不是很好但我说的不好是指它远不配它现在享有的名声，还不至于说它就是个彻底的差学校，至少在北京能拥有很多别 人拥有不了的资源。而且很多学生上这些学校都是为了留在北京所以这些学校才被炒得不切实际的热，一些学生虽然眼光狭隘了些但至少他们也算是进了一所正规的 高等学府只要努力肯定也能学得不错。不曾想到的是我在外地这一年间每次和北京的同学联系时都能听到他们给我讲一些他们新近了解到的关于这些学校的某些负面 新闻。这次假期回来我专门找到更多的一些同学朋友以及各个层次的人从多个角度对我听到的一些进行了求证和咨询，得到的结果令我大吃一惊！很多事我听在耳朵 里像是在听故事。　 首都XXXX大学，是现在北京最火的一所一二本兼收的大学。这个学校的校风现在在京城是出了名的差！相当一部分的学生终日无所事事，其他大学生会旷课会 上网吧包夜会跟男女朋友出去租房子他们都会，但其他大学生旷课完了会自己补回来包夜也是周末偶尔放松一次租房子也不会弄乱子，这些他们就不会了。我们高中 我这一级有30人考入了这所学校，其中一个同学对我说：“我不学习，从来不学，主要是没法学，所有人都玩呢我就没法学，大家都一样！考前一弄考的时候再一 抄基本能过。”说完后看我不可理解的神情他又补充一句：“说白了就跟一职高似的，天天混，你别大惊小怪的。”这个同学高考低于一本线10分上了这所学校的 一个不错的二本专业，一年过后的今天不但什么都没有学到反而堕落了许多。过几天我又听说了我的另一个在该校就读的同学的故事，这名同学的故事就更离奇了。 他的高考分数是540分！在北京是非常不错的分数但是由于志愿填报的问题他跟第一志愿北方交大只差几分最后落到了这所大学的一个很好的一本专业。入校后开 始混日子，荒废学业到了极点，仅仅一学期就挂了16个学分达到了该校劝退的标准，第二个学期开始依然没有改过反而变本加厉跟身边的同学朋友集体到校外整天 整天的上网吧，最终在4月被学校勒令退学。后悔万分的他匆忙上阵参加了6月的高考。就在写这篇文章的前些天我听到消息：他考了四百零几分上了北京联大的专 科…… 　 我跟一名现在在东北上学的朋友说起这些事，我想告诉他这个学校很差，学生都不学习！不想他很不屑地让我别说了。他说：“你知道什么啊？你才听说这么一两件 事！我妹就在那学校，我在那学校认识的人比你多多了，我太了解那学校了！你说的这点儿算什么啊？你想不到的还多呢！”　 这所学校的校领导多年的努力建设加上各种机遇时利造就了学校得来不易的今天，如今却像一棵被白蚁咬空了树干的大树一样摇摇欲坠。当然，大学主要靠自觉没有 人像高中那样盯着你逼着你去学习，个别学生的自我放纵和堕落不能把简单地把责任归于学校，但如果一个学校的大风气都是如此，一大部分学生都是如此，那问题 就严重得值得探讨了。其实症结就在于这所大学的生源上！这所大学的学生几乎全部来自北京！这所大学一本专业的分数线大概在一本线上20分，二本专业的分数 线大概在一本线下二十分，这两个分数段的学生属于中等生，比上远不如那些重点大学的学生比下又高于那些刚上二本的和没上二本的学生，而在北京这种教育环境 及学业水平下，这一类学生虽然有很多极具潜力但是他们实际的知识水平在北京也只能算是正常（跟外地比那就是专科水平了……），且这类学生多出自北京的区重 点学校，而区重点学校学生水平良莠不齐，很多考到分数线的学生的实际素质并不是很好，多是脑子比较聪明最后用了用功冲上来的。前面分析过北京孩子的一些特 点，而这些特点在这一层次的孩子身上无疑体现到了极致。这所学校就聚集了大量这一层次的学生，造成了整个学校北京孩子扎堆的现象，这就使得刚刚经历完高考 的这些北京孩子把各自的浮躁和冲动融会到了一起并达到高点。学校的教育水平和整个学业氛围都不足以有效引导这些北京孩子，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开始全方位地 “享受大学生活”，失去了目标，形成了群体性的荒废学业，更有个别自控能力非常差的学生玩得一时兴起直接玩出了大学。　 这些学生本身的水平其实就是“上一步下一步”的问题。他们的分数在北京才得以上了二类甚至一类的学校，但他们能力是有的潜力是有的，只要在大学里受到正 确的大环境及自身的引导和所有大学生一起竞争努力然后能够上一步，那就可以取得不错的成就。但如果到了大学依然把自己置身于原来的范围只跟北京的同等水平 的孩子比来比去，然后发现大家都不学都玩那就等于下一步，成了不合格的大学生缩小限制甚至破坏了自己的发展。　 另一所北京XX大学，是一所全国重点大学，也是211工程里的，属于重点大学里扫尾的那一类学校，招收生源还算不错，有许多北大清华的落榜生最后落户于 此。刚刚说的那所学校是全部的北京孩子扎堆造成校风日下，再怎么样反正都是北京孩子。而这一所大学则相对“冤”一点，这所学校的学生只有一半是北京的，但 就是这一半就让这所大学在北京出了名——乱出了名。原因同上：这所学校招收的北京学生也不过就是比一本线高上二三十分，学生的水平也不过如此，所以入校后 一样会出现问题。最具讽刺意义的莫过于北京常年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好女不嫁X大男。指的便是这所学校的学生。 　 简而言之，在北京如果哪所学校招的全都是北京孩子或是很大部分是北京孩子那这所学校无论是风气还是实际学习水平都不会好到哪去。可怜学校的老师和领导们 还在为自己学校又拿到了什么什么荣誉又得到了多少多少经费并有感学校蒸蒸日上而暗自窃喜却不知自己学校的学生其实正在不思上进正在荒废学业把学校搞得声名 狼藉；可怜那么多家长把孩子成功送入大学满心欢喜以为从此可高枕无忧却不知自己孩子拿着自己的钱正在挥霍玩乐不知孩子摆在他们面前的成绩单上的成绩有多少 是欺骗得来的直到最后一纸退学通知飘到眼前才恍然大悟；可怜无数学生自己沉醉于美好的大学生活中自己封闭于狭小的“北京”空间里以为自己玩别人都在玩自己 混别人都在混却不知只是你身边的这群人在陪你玩跟你混以后让你没工作无出路的人你还都没见着呢。 　 其实这些北京孩子如果在大学里能够多接触到一些努力学习的同学，多受一些积极上进的环境的影响，他们绝对不会成为现在的样子。可坏就坏在北京的孩子大多 见识短浅，他们只认为北京最好这才导致很多孩子以为外地不好就都不去外地上学于是造就了这么些所纯正的“北京”大学，毁了许多许多人。如今这样的风气和事 实已经形成短时期内无可改变，我真心奉劝以后的北京孩子别往这些学校里考，如果你的分就是这个水平那就报同等分数水平线的外地学校，去外地会让你接触到比 在北京刻苦上进十倍的同学会让你感受到比北京安静踏实十倍的环境，这些都可以带动你进步。如果你继续混迹于北京人自己的圈子里那么你就跟着那些人一起去荒 废再荒废吧。 　 北京孩子第三险：人性缺失　 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但事实上最复杂的问题往往最简单所以我不想多说了。简而言之，人性缺失的概念并不明 确，性质可轻可重。但在中国是要讲究传统美德的， 所以一个人如果丧失了传统的美德甚至基本的道德那就是人性的缺失了。缺失人性的人太多了，甚至有悲观论认为现在的社会本身就是缺乏人性的认为所有人的人性 都是不完整的。从现实角度来观察，如果你长时间置身于某个大环境中你就会丧失对这个大环境的正确感知和评价，只有当你转换到另一个大环境中产生对比时你才 会恍然有许多感觉。其实上文提到的两大危险是我以前都没有意识到的，都是在我离京一年后通过对比以及调查发现的。其实准确的讲上两个危险是直接的危险，直 接危害到切身的发展，而这第三险就不是正统的危险，因为一个人就算没有很多美德但表面上看来这并不一定会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毕竟有很多人品不怎么 样的人现在在社会里一样是顺风顺雨，但我想做万事都比不上做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美德绝不是陈规烂矩，有些东西再开放再创新也不能更改，而且社会的积极 一面依然很多，尤其是一些高层次职业现在都非常重视最基础的人性，所以在这才是险中之险。　 关于独生子女的诸多问题大家已是耳熟能详，而北京无疑是独生子女的重灾区，各种毛病北京孩子从小时候起就一并沾染，且从小到大在身边的都是跟自己差不多 的人，互相影响下问题必然越发严重。到了高中及大学，大家一步步走向独立，独立以后就更加不受长辈的束约，更加倍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于是各种毛病进一步地 加深。这是一个隐患多年的毒瘤，所有人都习以为常，不觉得问题是问题，自私自利只是正当维护自己权利的一种做法，挥霍攀比只是人与人相处时出现正常现象， 做事情时没有人想着这么做对别人会怎样怎样因为这跟做事本身没有关系无需考虑，偶尔侵犯了别人的什么利益那也是难免的事，关心别人是什么意思？别人还用得 着我操这份闲心去关心吗……总之我在北京上这么多年学，除了最亲密的朋友之外，跟任何人交往心里都要留着点心眼说话办事都要有心计，特别累特别没意思。很 多人会说进了社会才更是这样呢，这点累算什么？可社会上的大人也是从小孩长起来的啊，如果小的时候就已经这么攻于心计自私自利那大了到社会上能不变本加厉 吗？一切坏的事物都是有源头的。 　 我现在的大学里全校上万名本科生中北京孩子不超过十个！我接触到的都是全国各地的孩子。令我非常愉悦的是我跟他们在一起时比在北京过得轻松的多，原因在 于我现在的同学中有许多家里还有兄弟姐妹所以他们都比北京的孩子要懂得谦让懂得无私，剩下的许多也是独生子女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但绝大部分的人要比北 京孩子老实质朴的多。 　 我跟他们在一起我经常会自己不经意间习惯性冒出的一些自私的念头感到羞愧！ 　 北京孩子在这个问题上倒是稍微可以给自己找到一些开脱的理由，毕竟这是独生子女的通病，而且北京远比其他地区开放发达，各种思潮的影响很杂乱，做一个纯正 的好人并不是那么好做的，虽然真正做起来其实并不很难。　 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认为完全根治不太可能，因为对很多人来说这已经成了他们的本性，但如果能有机会换换环境多接触接触诚恳质朴的人然后能够引起自己深刻反 思的话还是可以有很大的改观的。就算你其实很自私很坏但你可以逼着自己装着不自私不坏，你永远装下去装一辈子那你就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了。 　 总结　 其实以上这些问题如果放大了看是全中国的孩子都具有的问题，只不过我认为在北京尤其严重而且个别一些问题的发生和全国高考的地域分数差异是密不可分的，北 京可以说是风口浪尖，一些敏感的话题越不揭发就越难以揭发。　 老说北京孩子的综合能力强，这一点我绝不否认，我自己就是例子，我在大学里的能力确实要比外地的许多孩子强许多而我在北京就属于正常了。但现在的问题是大 家都想着北京孩子的能力强北京孩子自己也这么想然后逐渐就光想不做了。况且说到能力这个问题也不能一概而论，谁的能力都不是全面的，北京孩子一定有人家外 地许多孩子在重压之下拼命苦读的能力吗？北京孩子一定有人家外地许多孩子小小年纪就独自承担半个家庭的能力吗？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北京也有 穷的但大部分还是富人，外地也有富的但穷人远比北京要多的多，贫困和富有是一对天敌，各自阵营里的孩子会有怎样的天差地别？北京孩子一定有人家外地那么多 穷孩子一两百块钱生活一个月的能力吗？ 　 我也是北京孩子，我自己总结的这三大危险我都陷于其中！不过到外地上了这一年学，在大环境的带动下我自己把我自己从险境里救了出来。现在的我见识比以前 广阔多了，知道了更多以前不知道也想不到的事情，这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出来闯了闯；我还比以前学习要认真多了不再像中学时那样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更不会把学 业书本丢到脑后忘乎所以了，这是因为我身边的绝大部分人都在上进都在学习；我做人更比以前有了很大进步，我可以不再为自己的一点利益去明争暗斗了可以把自 己的钱大方地拿出来帮助贫困的同学，因为身边有这么多可爱的人。而如果我没报外地的学校那么按照我的分数我也许就得上一所我前面提到过的XX大学那就凭我 这“北京水平”的自觉性我也差不多完了。 　 而我依然很爱北京很爱北京的同学我最终也还会回到北京来，所以我就希望北京也能变得好一些，我希望北京的孩子可以摆脱我们从前思想上的局限，可以把自己 完全放到一个对立面去审视自己，尽量少受所谓的大环境的消极影响。多一点眼界，对自己的城市要了解对其他的城市乃至农村也要了解，上大学更是要眼界开阔那 么厚一本报考指南里北京的学校充其量只有十几页而已而且其中差学校占了不小的比例；上了大学也不用多刻苦可以比高中轻松点但千万别忘了自己终归还是学生； 做人多一些关爱别人帮助别人的心眼少一些一己之私狭隘自利的心计。 　 我还准备螳臂当车蝼蚁捍树给教育部提个意见。别把城市和城市之间分那么清清楚楚，都是人却享受不同的待遇放谁谁能高兴啊？重中之重是别在北京弄一堆为了 北京孩子留北京而建立的大学，这些大学的北京孩子扎堆，互相失去目标缺乏标准，把这些学校好好整改一下多招点外地孩子过来同化一下带动一下！你要往北大清 华人大这样的好学校里都塞上一大半北京孩子你看它们会变成什么样？　 如果把问题深究把危险细致化那还可以列出许多条条款款来，但我认为比较关键的就是这三个。试想一个北京孩子生长在北京受到环境影响他成了个自私自利没有 博爱心理的人，优越的生活条件和优越的地位反而使他眼界变窄加上学习不是特别的出色于是就进了一所北京人扎堆的某某大学，于是再跟一帮北京孩子一起玩一起 混……这成什么了？所以说北京孩子很危险绝不是危言耸听，进一步成为真正的大学生退一步成为没用的大学生都有可能。 　 如果把这三大危险按比例分配到北京孩子身上，我认为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孩子都身处第一危险中，因为大家都没有切身到外地生活的经验且潜意识就认为北 京是中国最好的地方；第二危险的人要少的多，这其中包括一些根本就不学习的混混学生和一些自控力极差的上了大学后自甘堕落的人，这样的学生到哪里都有不具 特殊性，但在我上文提到的一些北京的高校中存在着许多本来学习不错且有一定自控力的人因为北京的一些自身特点而荒废学业，这样的人大概可以占到百分之十 五，加上那些不具特殊性的孩子，一共可以达到百分之四十左右；而第三危险我认为几乎百分之百的北京孩子都不同的程度的身陷其中，轻一点的也肯定是比较自私 的；当然，不能漏掉那些很出色的人，人家学习特别好直接考到北大北师大这样的学校，能考到这些好学校的人自然不用把眼界再往外地放了，做人自私与否也是另 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了，可北京将近十万高考考生，有多少个能考进这些学校呢？有一万个吗？有一万个也才是这十万人里的百分之十，别忘了我说的北京孩子可不单 单指高考考生。 　 洋洋洒洒废话这么多忽然觉得自己确实是在说废话，我自己好好的就行了，操这份闲心干什么啊？哎呀坏了，我的人性依然存在缺失，这应该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每 个孩子都好整个社会就会好。　 转自教育革命网2005/08/29

二战后亚太格局：国民党失败原因

美国之音记者： 王怡如 香港 2005年8月25日

在讨论中国国民党为什么会在二战胜利之后失去江山的时候，无论是学者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大概都能说出“贪污腐败”这样的答案。国民党在经济政策，处理群众运动等方面的失败，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针对这一连串的批评，国民党领导人也进行了反省。国民党总裁蒋介石1950年复行视事发表文告。他对于抗战胜利不到5年，国家却经历内战失败感到自责，呼吁军人奋发图强，官员励精图治。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迁台之后曾经表示，“勘乱失败的最后一步就是党的失败。”据国民党党史的记载，所谓‘党的失败’是指国民党在精神上、组织上、纪律上、工作范围和方法上都有改进的必要。

*国民党内部分裂*

政治大学教授邵宗海认为，从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之后加强党内政治思想工作来判断，蒋介石相信国民党内战时内部分裂，无法贯彻党的意志，才会造成失败。

邵宗海说：“当时的国军部队不完全和蒋先生的看法是一样的。特别是桂系、白崇熹和何应钦他们的看法，也包括了山西的阎锡山、东北的部队。 因为张学良始终认为国共之间最好是合作。最主要是蒋先生觉得大陆失败的经验就是他的命令没有能够完全贯彻。军命有所抗衡。来到台湾以后，他希望能够建立一 个比较严格的党军，整个党能够影响到政策，军事行动。不可否认，台湾从1949年撤退过来到1970年之前，我看台湾几乎是如同蒋先生所期许，他的一个命 令能够贯彻到基层里面去。”

除了党内的分裂，台湾东华大学教授杨开煌认为国民党面对一个战争突然的胜利，以及伴随而来的庞大财富，为国民党官员创造了贪污的机会。

*国民党官员贪污*

杨开煌说：“那个时候国民党的腐败还不只是他掌握政权，而是战争的迅速获得胜利。原来在抗战的时候表现其实还可以，也是官民一体，体恤老 百姓，否则他也没有办法领导人民抗战。所以国民党的腐化有很多原因，派系斗争是一个满重要的原因，争取资源等等。我认为一个直接导致国民党失败的因素就是 胜利来得太快，从原来憋在重庆一个小地方，突然有了巨大的财富，每个人都像鲨鱼一样，贪婪的去猎食，这可能是他迅速腐化的一个原因。所以你看他到了台湾之 后迅速的觉悟过来，又回到所谓艰苦奋斗，因此才有他50年在台湾掌握政权。”

*战略战术频频失误*

此外，国民党在对抗共产党的战略和战术上也失误频传。根据<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的记录，1948年，蒋介石曾经指示要彻底检查国军战略、战术、训练和战场组织，这显示蒋介石终于明确找到了军事问题的关键，不过为时已晚。

美国在对日战争结束之后向国民政府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美国军事顾问团在1946年成立，目的是援助和帮助国民政府战后的发展 。美国向联合国的援华方案捐助了5亿美元，并且将价值9亿美元的剩余战时物资以不到2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国民政府。共产党批评美国以这些美援的方式增强了 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因此美国宣布在1946年对中国武器禁运。尽管禁运令不到一年就解除，但是批评人士认为武器禁运造成了国民党的军事失败。

政治大学教授邵宗海在1991年发表国共内战的研究论文，他指出美国在战后就已经陆续收拾国内传统的武器生产线，因此即使恢复对华武器销售，工厂也不能马上开工，因此延缓了武器运送的时间，而且弹药也有瑕疵。

邵宗海说：“真正的第一批弹药运送到中国已经是1948年了，就是北京傅作义要投降的前两天，才到天津的塘沽口。这些弹药经过后面人的检查，很多弹药已经潮湿，枪支也有故障。”

*美援未改变内战结果*

但是台湾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戴万钦并不认为美援增加能够改变内战的结果。戴万钦说：“当时来讲，政治的形式比军事的形式更重要。国民党当时在大陆的统治失去了民心。美国人算过，他就是给你再多的钱，也不见得会打赢这个战争。”

经济和军事援助无法改变内战的结果，但是美国曾经希望一个民主化的国民政府能够避免内战的命运。戴万钦说：“从美国一开始建国就是两股力 量，从来没有说国家力量就是在一个政党里面。就是因为有政治竞争，他认为这样才符合民主的原则。中国的情势当时来讲，共产党的力量已经在那里了，美国并不 认为当时的共产党完全听苏联的指挥，如果能把共产党当作独立于苏联的力量，也来参与国政，会让国民政府的统治更加民主化。”

国民党的民主化没有在内战时期，也没有在撤退台湾的时候完成。2005年，拥有百年历史的国民党第一次民主选举出了党主席。政治分析人士都在观察，这将是国民党再次分裂的开始，还是民主化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