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致青年朋友书

×××同学：

接来信非常高兴。我看到忧国忧民、志存高远、堪当大任的一代人在成长。

你赞同我的文章《“腐败黑数”知多少》心仪美国式的“笼子”， [i] 主张向当局施加压力，立即换“笼子”。这关系国家安危，关系大局稳定，也关系到你个人的前途和未来。我的文章有未尽之言，恐误导了你，现补述于后。

30年改革开放，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1978年，中国的GDP为3645.2亿元，2007年为246619亿元，增长了67.6倍，剔除物价因素，大致增长了15倍。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4元增长为13786元，增幅为40倍，剔除物价因素，增长了大约9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长为4140元，增幅为30倍，剔除物价因素增长了不到7倍。[ii] 这是社会基本稳定的经济基础。极左派全面否定改革开放，把改革开放30年说得一塌糊涂，主张回到毛时代去，是完全错误的。最起码，这30年没有饿死一个人，毛时代的30年，人民饥寒交迫，饿死过37558000人。杨继绳的《墓碑》 一书，用各省各县的具体数字和饿死人的典型实例进一步揭露了这个残酷的事实。现在极左派也不出来争论了。改革开放不论有多少错误，引出了多少社会矛盾和问 题，就凭全国人民实现了温饱和小康，没有饿死人这一条，比起毛时代来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不能往后看，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但我们又不能满足和骄傲。比较1961-1987的日本和1980-2006的中国，同是26年，结果日本在26年间人均收入超过美国，而中国在26年间超量耗费本土的自然资源，整整一代的青壮年拼命工作，最后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4%不到。美国年人均收入36274美元，中国同年人均收入按4%的比例计算是1951美元（这是外国人计算的，显然高估了我们）。这是值得我们一再深刻反思的问题。如果说中国人口基数大，难以同期赶上，那么占到美国人均收入的40%（14509美元）、30%(10882美元)、20%（7260美元），是应该能够做到的。没有做到，是我们分配制度和政策上有问题。

我们的改革开放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只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没有实现全民共同富裕，是最大的失误。2006年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0.4% （即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美國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爲世界两極分化最严重的國家。2008年因为经济利益问题引发的20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已达12万起。可以说是星火遍地的形势。中国的两级分化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影响中国政局的不是金融风暴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而是社会不公引发的政治危机。这个观点我希望在你的脑子里打个烙印，知道中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这个矛盾就是权贵资产阶级同人民大众（包括平民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权贵资产阶级靠以权谋利（包括贪污受贿、巧取豪夺）致富，平民资产阶级靠平等竞争惨淡经营致富，这是两个阶级，不能笼统地反对资产阶级。

对民营企业家——平民资产阶级（当然是守法经营的），要保护，要尊敬。在25万亿GDP中，他们的贡献占GDP的70%。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功臣。我专门写过一篇为资产阶级翻案的文章，发表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

对贪污腐败分子，要口诛笔伐，但他们目前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有的还是党内矛盾，要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解决他们的问题。

有两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要注意：第一是反贪官，反腐败，不是反对民营企业家，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括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是我们致富的基本门路，这个不能反掉。

第二，我们现在反贪官，反腐败，与文革中揪走资派是两回事，不是一个概念。所谓“走资派”是毛泽东对不同意他的路线的干部的恶称，实际上这些人是勤政爱民的好干部，像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万里、谷牧，广东的习仲勋、任仲夷，福建的项南等，《南方周末》把这些人评为“改革八贤”。 我认为还应该添上赵紫阳，成为九贤。这些人的特点是实干、为民、不贪。领导改革开放的各级干部，好的还是多数。对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要保护。如果把反贪官变成反对一切当权派，反对一切的领导干部，像文革中那样揪走资派，就错了，那会把局面搞乱。

来信谈到2009年是个敏感年，你预感群众的愤激情绪可能爆发。我赞同你的分析。至于化解的办法，你认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求总解决，对过激和过急的政改我不看好，搞得不好会重蹈89年的覆辙。我有两点建议可理顺民心，化解民怨，保证不出事，写出来与你探讨。

第一、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在工资、住房、医疗、教育及各项社会保障上，大幅度地向民生倾斜，要占到财政总开支的60%。2007年中国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而在美国，2006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既然标榜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资本主义美国。它占财政支出的61%，我们也应当占到60%。去年我们是60000亿财政收入，60%就是36000亿，而不是6000亿元。[iv] 有了上规模的全民福利，失业农民工、失业工人、低收入者和贫困农民的窘迫境遇可立竿见影地缓解。如果立下规矩，形成传统，用在百姓福利身上的财政开支占到60%，这既是经济改革的成就，更是政治改革的成就。

第二、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国有企业要落实全国人民人人有份的股份制。这等于给每人发一个大红包。我非常赞赏陈志武先生的主张：“为了经济转型，最核心的改革之一是把国有资产的所有者落实，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请出来，让产权真正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也就是说，把国有产权通过'国民权益基金’股份的形式分给13亿公民，这样，让13亿公民都能通过基金股份参与国有企业的分红，并直接享受到国有资产的升值。只有在民有化改革之后，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增长才会更旺盛，国内需求的进一步增长才有了具体的财产基础。” “2006年底，国有企业净资产总值约13万亿元，人均大概1万元，如果按目前GDP的增速10%计，每人每年就有财产性收益1000元，一个三口之家就会增加3000千元左右的现金流，这对拉动内需肯定有很大的帮助。” [v] 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全民所有制。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vi]　堪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这件事情做起来并不难，是得民心，稳政权的好事；是既救民，又救国的大政。每人发个大红包，可以大大地平息民愤、化解民怨。做了这件事，汪洋大海般的国内市场就有了流动资金，全局就都活了。在经济危机风雨飘摇的地球上，中国的经济发展，照样可以维持良好的增长势头。

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不赞成过激、过急的方案。

我 赞成你的观点：“中国如果有一个关克林顿和布什的'笼子’，就不会有刘少奇的悲剧，就不会有胡耀邦、赵紫阳的非程序更迭。”这正是我的文章的未尽之言。改 革专制体制，首先受益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生命有了保障，他们的进退有了法律程序的保驾，他们的工作摆脱了“婆婆”的干扰，他们的政绩和缺点错误， 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和评判。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很重要，要从领导和民众共同关心、能够双赢的地方开始。

宪法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要落实这个“最高”。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最高”上面还有个“最最高”， 这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既然承认党要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党就不能站在宪法之上去领导“最高权力机关”。作为执政党，要自觉地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顶在 自己的头上。全国人大与执政党的关系不应该是遵命、执行、保持一致的关系；在政权体系中，全国人大要履行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失误的纠错职能；要履行 这样的职能它就必须对国家领导人的进退有最后决定权。如果在毛时代是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代表全国民意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能够有效地制衡毛泽东和他的司令 部，就不会有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就不会有凭幻想胡来的大跃进导致饿死3755万人，就不会有是非颠倒、整了一亿人死了2000万的文化大革命。要把最高权力分散给几百人（人大常委会）或几千人（人大全委会）去票决，不能党的领袖“动一个小指头” [vii] 就把国家主席打倒了；也不能几个退休的元老一串联，开个党的生活会，就把党代会选出来的总书记给撤了。现在的政治体制不改，还会出刘少奇，还会出胡耀邦、赵紫阳。

专 制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结合，必然产生权贵资产阶级。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企图左右改革的方向，与中央争夺领导权。权贵资产阶级每逢政治沟坎过不去时就要制 造最高领导人被废黜的悲剧。前些日子掀起批普世价值的风波，目标是对着胡锦涛和温家宝的。胡温在讲话和文章中表示过对普世价值的肯定，表示过民主改革的意 向。这引起了权贵集团的惊恐。各县如有一个能制衡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县人民代表大会，“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开支一支笔”的诸侯日子还能继续吗？花六个 亿修建世界最牛的县衙门的预算能够通过吗？批普世价值是胡温同地方贪腐势力矛盾尖锐化的表现。中央几次表示反腐决心，正在调整部署力量。胡 锦涛说，2009年要以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批普世价值是权贵资产阶级以攻为守的杀着，把胡温搬倒，或搬倒其中的一个，就转移了全党、全社会对反 腐败的注意力，转移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引起党政机构的重新洗牌。地方贪腐势力将在重新洗牌中寻找自己的保护人，找到这样的保护人，他们的沟坎就算过去了。 这种结局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所以，我们应该支持胡温，至少不要为他们的垮台创造条件。

我 们有过失去胡耀邦、失去赵紫阳的教训。十三大以后本来已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制定了方案，建立了工作班子。政府机关的党组都撤销了，党政分开已经开始。 就在这时候出了那场风波，党内极左势力抬头，民主改革派失势，过激的政改要求导致全党形成了先要保住政权的共识，最后是改革派领袖人物下台，政治体制改革 停滞和倒退。这个教训一定要记取，不能再重复。自邓小平以来最高领导人的底线是：不能从我手里丢了江山。为了这个，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只能逐步改良，不能打碎现在的笼子新造一个，坚持这样的要求必然导致流血和倒退。

未 来属于你们80后这一代人。若干年后你们将主宰国家的沉浮。在大风大浪中，你们要十分谨慎，不可鲁莽。要力争自己始终在船上，不被淘汰出局，才能为国家效 力。目前的中国，不是靠现行法律就能实行民主，但又不能抛开现行法律去争取民主。利用现有的法律，达到更好、更完善的法律，才是一条走向民主的现实道路。 实行民主是长期地、渐进地过程。在西方国家，这一过程经历了几百年。根据民主的原则，民众和当局，斗争，折中，妥协；再斗争，再折中，再妥协，不断立法改 法，建立制度，形成传统，才是民主政治的现实。为民主而斗争，必要的声势是需要的，但不是一次签名、一次请愿能完成的。在群众，要有理有利有节，有进有 退，有起有伏，知止不殆。在政府，只有小改良，才能避免大折腾。当局寸步不让，或光说空话，一点真的没有，不给老百姓一点希望，必然要逼出大折腾来。

你 尊敬李锐、谢韬、胡绩伟诸老，我见到他们时一定会转达你对他们的敬意。我们这些人属于支持改革的党内民主派。我们不能同意从根本上推翻中国共产党。希望党 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亲民廉政，在走出贫困之后，再走出毛泽东专制体制的魔影，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民主化，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有些人认为我们革 命性不强。这是我们的历史局限性。我们把要说的话说出来，当局是否采纳，成败利钝，非所能逆料也。

辛子陵

附件：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管住官员而不是为了管住百姓（摘自“腐败黑数”知多少》，略）

[i] 参看附件。

[ii] 陈涛：《30年中国人收入流变》，《南方周末》2008年12月18日第13版。

[iii] 廖子光：《这才是中国在金融危机中能获得的最大利益》，2008年10月24日中金在线。

[iv] 辛子陵：《合成一个新东西》，《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

[v] 《如何从国有到民有？》——专访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作者：赵灵敏 来源：南风窗杂志，2008年9月22日。

[vi]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2页。

[vii] 196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讨论四清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刘少奇争论时说的话。见辛子陵著《千秋功罪毛泽东》下卷第410页。

[viii] 人民网《网络舆情》2009年1、2期合刊第34页：浙江省长兴县花费了6个亿修建县政府大楼，“办公大楼及其周边的配套设施，总的花费达到了20亿元。”

五柳村2009年1月25日收到

萧瀚：和谐社会说文狱

萧瀚：和谐社会说文狱

Wednesday, November 01, 2006

2006年10月17日凌晨，著名学者丁东先生被北京市安全局传唤、抄家，他的电脑主机以及数百本书籍、资料、笔记都被抄走，理由是丁先生“危害国家安全”，他的人身自由直到当天晚上才恢复。

在任何一个公共权力被暴力垄断的国度里，“危害国家安全”都是一条随意剥夺人们任何权利直至生命的万能罪状。丁先生无敌国之富，亦无摄民之权，更无敲诈国际的核武器，何来危害国家安全之能？

无他，有人怕丁先生帮助他人出版作品。

丁 先生被抄家的前一天，正是何老何家栋先生仙逝的日子，何老生前委托丁先生为他印制文集以送亲友留念，何老一生坎坷，屡陷文字狱，晚年锥心中国未来之民主宪 政的研究，出版他的文集，只能是没有书号的那种。目前一般不涉及政治的出版，确实还算是比较自由的，但这并非出版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的本质在于直言谠 议、直抒胸臆说真话的自由，当前，在言论钳制的高压下探出脑袋出版的人们随时都要准备好自己的书被查禁，即使如此他们的书也常常是在阉割之后才能出版—— 阉割出版之后也还得做好被查禁的准备。而丁东先生出于对这位睿智老人的敬意，更出于对历史的负责，决意帮助何老自费出版不被阉割的文集，于是厄运降临到他 和他的家庭。

和谐社会的蓝图不可谓不令人神往，但和谐社会不是靠几句空话、文件纸糊出来的，而是要循着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现代精神，循着仁义礼智信等古老智慧点滴做事，才能逐次达到，倘若连容人说话的雅量都没有，建设和谐社会岂非欺人之谈？

我们很难说中共及其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言不由衷，但至少他们在舆论上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一有风吹草动，一有人指出他们可能存在的错误，一有人谈及他们的过往历史，他们就紧张，就认为有人要谋夺他们的政权，其实大可不必。

无 论对待哪个政府，中国人历来是最宽容的民族。历史上，无论哪个政权犯过多大的罪孽，只要他们洗心革面，人民都能忍而不发，汉武帝穷兵黩武、滥杀无辜，以致 民穷财尽，社会矛盾激化，民变四起，还不是一纸轮台诏罪己，国人就舒然不计了吗？唐德宗削藩无能以致举国兵戈，人民颠沛流离，不也是一诏罪己，国人泪下、 既往不咎了吗？明末政治一片漆黑，明思宗屡诏罪己，最后不还是有那么多人为他殉葬吗？说那个时代人们愚昧也好，奴性也罢，有一点无可否认，像中国人民这么 宽恕政府恶政的民族真是举世难觅。

当代中国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相比毛时代，由于政策尚可，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毛暴君留下 了多少苦难尚未认罪、认错！不许人们提及，含冤的人们何以吞咽如此恶果？再加上当代政策一些失当之举所导致的种种问题，也在以各种形式损害着千万人民的基 本权益，人们说几句有何不可？有何不合情理？

人民的要求已经很低，只是想说说话，冒出水面透透气，吐胸中块垒、释心中怨怼，政府何苦非要 封口抄家，屡构冤狱不止呢？即使政府对自己过往缺乏自信，不愿人提起，更不敢“下诏”罪己，也完全可以让人说几句，怕什么？出几本政府不爱看的书，说几句 政府不爱听的话，江山社稷就会不保？消灭一切异端言论的社会，看上去很美，但能是和谐社会吗？这点容忍之心都没有，不让人说话的社会能和谐吗？恰恰相反， 我以为中共政权唯有直面自己任何时候犯下的罪孽或者过错，真心忏悔，才能获得人民的原谅，才能为人们接受目前暂时的专制政治制造一点“情理”基础（当然不 是合法性基础！），从而和平过渡到宪政民主时代，这个社会也才可能走向真正的和谐。

希望政府能够理性对待民间言论，一味暴力、不讲道理，大搞文字狱的时代应该成为历史。毕竟，抄家抄不出和谐社会，无数的历史事实告诫人们，如果讳疾忌医，人也好、国家也罢，最后往往病入膏肓，无药可救。

望当政者三思！
2006年10月29日于追远堂

禁书、禁人、禁……
——卢跃刚

还在外地出差，就听说北京又出事儿了，禁了八部书，其中有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之前，再一禁《往事并不如烟》，再二禁《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章诒和都忍了，这回是再三禁，章诒和不忍了。这回禁书，不仅要禁书，而且还要禁“章诒和”这三个字。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前中宣部出版局局长邬书林在出版界的公开会议上说，“这个人”写的书不能出！章诒和就更是不能忍了。这是往脸上吐痰，头上淋粪。“太过分！”于是章诒和发表了《我的声明和态度》，说了一句让大家惊骇不已的话，“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

把“文字”和梁祝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搁一块儿，这是“叫板”，死磕！跟“干脏活的”邬书林叫板，死磕！

章诒和，中国第一右派章伯钧的女儿，当“反革命”，坐过十年大牢，退休戏曲研究员，名满天下的作家，经过大波折，见过大世面，但是享受“黑名单”禁文禁书的待遇，也就是这三五年的事。她的写作，大致是三类人，右派，伶人，清朝和民国时代的遗老、贵族，有的人与她的父亲她的家族有关，罗隆基、史良、楚安平、聂绀弩、张伯驹、翦伯赞等；一些人与她的专业、偏好有关，也有的与她父亲有关，马连良、尚小云、言慧珠、叶盛兰、程砚秋等。

这些人，政治家、学者、报人、收藏家、艺术家，个顶个的传奇人物，也是革命年代的敌人和边缘人，他们被斗争，被洗脑，被作贱，被侮辱，有的郁郁而终，有的死于非命，大多命运悲惨。章伯钧，罗隆基，“章罗同盟”的两个头面人物，直到今天没有平反，还是革命的敌人，为官方反右运动“扩大化”的定性垫着底。

打了五十几万人的右派，到了八十年代，几乎全部作为冤假错案平反，最后死活揪着几个人不放，说这几个人——约五十万分之一——是真右派，当初打得没错，其他是“扩大化”。这是对人类词汇“扩大化”最离谱的解释了。

章诒和写完马连良《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往下写什么，曾经有过一个小小的辩论。章大姐倾向于接着写一批京剧界艺术家，有朋友反对，说章诒和熟悉与章家交往甚密的一些政治人物，写这些政治人物，题材重大，伶人比较轻，可以往后放放。

章诒和吃饭坐我旁边，问我什么意见，我说，不同意这种说法。政治永远是短命的，政治人物也是短命的。革命，政治运动，伤害最大的是什么？是传统、文化、艺术。这些东西是一个民族最珍贵最柔软的部分，生长起来不容易，保持和继承下去更不容易，作贱并毁掉却很容易。什么主题比这个主题更重大？

还有，我们和章诒和聚会，伶人轶事，梨园行规矩，听她说起来，唱念做打，翩翩而动，多是时代的悲凉和宿命。她说：“戏如人生！”她是准备把“伶人系列”当作人生来写的。跟人心和人生掂量起来，孰重孰轻呢？

《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好气派的马连良，一代宗师，还有跟马连良同量级的一些艺术家，后来竟被蹂躏和改造得那般哆嗦、猥琐。更深夜静，读得我内心发颤。大家商量，想分三次在《冰点》发，或者慢慢连载，但又害怕被上面腰斩，便力请章诒和同意，将近四万字，在《冰点》上四个整版，一次发完。

回头读我和章诒和之间的约稿信，大乐。章诒和说我是穆仁智（电影或芭蕾舞剧《白毛女》中地主黄世仁的管家，上门逼债，把白毛女的父亲逼喝了卤水），差点逼疯了她。

在中国青年报历史上，相信在中国大陆新闻史上，除了那些所谓重要领导的八股讲话和报告，从未有过用四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一个人的文章。这是我们《冰点》同仁以微薄之力，能给予历史，能给予章诒和的最高礼遇。

那时，章诒和好像刚刚进入这个世道，她还不知道她正和我们一起创造着历史。她还不懂主流党报与都市类报纸、港台报纸的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地说着报馆这报馆那，还不懂“章伯钧”作为一个正面的叙事对象，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到二零零五年，四十八年间，第一次在主流党报登堂入室特殊的政治涵义。理论上讲，章伯钧的身份，在官方那里，仍然是“中国第一右派”。

马连良之后，尚小云、言慧珠、程砚秋等便呼之欲出了，而且我敢断言，梨园行的千古绝唱，也定然是章诒和肚子里几十年嚼烂了的家国往事和千秋功罪。

她一篇篇写完，一篇篇发给我看，果然。

章诒和今年六十五岁，花甲之年才在退休生活的孤灯影憧中拿起笔来。到目前为止，她的写作，有两大主题：祭奠父辈亡魂，哀叹艺术人生。问题在于，父辈们的孤魂野鬼与伶人们的悲剧人生在同一个历史舞台上演着，而那些历史今天还说不得。虽然都是“扩大化”和“十年浩劫”极其深重地伤害过中国人心身的事儿，太丑太脏，组织上不让说。不管怎么说，不管是谁说，都不能说，谁说了罚谁，谁说了禁谁。

邬书林等发号施令，不讲规矩，没有道理。所以，章诒和说：“国无规矩，党无规矩，规矩在江湖。”这江湖是往事中的江湖。你把人家搞得家破人亡，人鬼不是，只是在这低声吟诵的往事追忆中说你个“不”字，发几声感叹，还没把你怎么着，你就暴跳如雷，癞疮疤摸不得？

其实，组织上对章诒和还是客气的，因为章诒和是姑奶奶级别的人，蹲过大狱的人，民主党派的人。同样是禁书、禁人，据我所知，组织上对很多人就不那么客气，拣最近的说，学者丁东就是一例。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七日凌晨五点半，组织上十五六个人闯进丁东家，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对丁东“十二小时传唤”，并实行了搜查，拿走了一批公开出版的大陆和港台书籍，拿走了计算机。

“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真是天大的罪，但是一个白天的审问，都是围绕一本书——《何家栋文集》。谁是何家栋？除了文化界圈内人，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简单说，何家栋是一个离休老干部，一九二三年年出生，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

复杂说，便是华彩的乐章。五十年代初期，何家栋先生执笔写作了《把一切献给党》、《赵一曼》、《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记毛主席在陕北战争中》等书。这些书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其中《把一切献给党》，发行了数百万册。

一九五七年，何家栋先生因负责出版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一书，被打成右派，行政降四级处分；因帮助编辑《刘志丹》，被工人出版社留用。一九六零年，他摘掉右派帽子，继续参与编辑、写作《刘志丹》。一九六二年有人向中央举报《刘志丹》“小说是为高岗翻案”，毛泽东据此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称：“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他被株连，成为“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的成员，以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双料分子”下放山东成武县改造。

《本报内部消息》、《刘志丹》自然都被查禁。因为组织上的安排编辑书籍而受难，何先生可能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最倒霉的编辑。

一九七九年，何家栋先生右派“改正”，“《刘志丹》小说案”平反，恢复党籍，任工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一九八四年创办《开拓》文学杂志，任主编。《开拓》创刊号首篇发表刘宾雁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引起掀然大波。
一九八五年，何家栋先生离休后，先后任中国行政函授大学校长，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顾问，《青年理论家文稿》丛刊主编。特别要提及的是，何家栋先生一九八八年任《经济学周报》总编辑，主持报社工作。《经济学周报》后来颇有影响，所谓“南有《世界经济导报》，北有《经济学周报》”。

我久仰何先生，但只见过他一面，还是在一次聚会的匆匆问候。我跟丁东约好，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去拜访何先生。丁东说，何先生身体不太好，等好些了再去。过了些日子，丁东跟我说，何先生病重住院，可能不久于人世，有人提议，大家集资为何先生印一个文集，对何先生是一个安慰。

此议之前，何先生只出过半个文集，另外半个是李慎之先生，文集叫《中国的道路》。李慎之先生生前也只出过这半个文集。而这个文集的出版与我有直接关系。

二零零零年初，南方日报出版社常务副总编到北京来组稿，这家出版社刚刚成立，想出一些有分量的书，我推荐了《中国的道路》和卢某人的自选集。这老兄把书稿拿回去读，给我打电话，说是激动万分，夜不能寐，“两位老先生的文章写得太好了”！“有的内容比较敏感，敏感也要出，大不了罢了我的官！”他说。

一语成讖。书出版不久，有人密告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接下来的故事就没有悬念了，《中国的道路》被查禁，这位老兄当了不到一年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总编辑被撤职。

何先生是在丁东被抓的前两天中午去世的。那天上午，他神志清醒等着看他的样书。跟印刷厂说好了的，上午送样书来。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没等来样书，却等来了死神。他断没想到，组织上已经在印刷厂动手，抓走了负责人，查抄了所有的《何家栋文集》。他绝望了。他带着遗憾和伤感离开了这个世界。

读者可能要问，《何家栋文集》到底都写了些什么，能享受“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这样的待遇？犯得着大军压境，弄那么大的动静，对付一介书生，摧毁一位八十三岁老人、一位终身从事文字编辑和写作的老人弥留之际的微薄愿望？

这本文集七十多万字，全部是何家栋先生退休以后的文字，三两篇作于八十年代，大部分是上个世纪末和这个世纪初的作品。他的文章偏重于理论，文体思辩且雄健，持论公允，批评也很有分寸和节制。他是那代人里罕见的能跟隔代的年轻人扎堆、合作、对话，敏锐跟踪社会各种思潮、理论的思想老人。

李慎之、何家栋、章诒和的情形有些相似，都是老年发愤著书立说，厚积薄发，一鸣惊人。他们是同代人。这些人，不需要看他们的文字，只要了解他们的经历，你就会知道，他们不可能偏激，不可能对社会有什么危害。他们的文章，在我阅读所及，应该是我们民族的精华所在，无处不浸透着他们对这个不太美好的社会的善意和希望。

但是，前赴后继的邬书林们看不见这种善意和希望，于是有了查禁李慎之，查禁何家栋，查禁章诒和，查禁……几十年来，我们听腻了查禁这个查禁那个的消息，所有消息中，查禁者的言行，要么是装扮着上帝的嘴脸，要么是混不吝的滚刀肉。

以往禁书，惩罚出版社和民营书店，按照不同的等级把作者输进黑名单，封杀黑名单的作者和作品，大家忍气吞声，大家想，你能跟上帝或滚刀肉理论什么呢？

让邬书林们遵守《宪法》，尊重公民《宪法》保障的言论、出版自由，不要那么蛮横地查封媒体，封杀自己不喜欢的作家、学者和其他职业的公民发言权，这些话，李慎之说过，何家栋说过，丁东说过，许许多多从事写作的作家、学者说过，同样意思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与蒋介石争夺天下时说得更多、更激烈。

道理其实很简单很常识。在一个文明社会的语境里，邬书林毫无禁忌，公然违背《宪法》，他的行为，相当于在长安街上随地大小便。长安街上车水马龙，国际友人如织，一年以后，还要举办奥运会，今年一月一日开始，向西方新闻媒体全面开放，随地大小便，实在是不雅观，有损国家乃至中华民族的品格、形象，坏了胡锦涛和谐社会的大事。

邬书林实在是不长眼，今年是中国大陆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五十周年，那场运动，基本上是整肃、教训知识分子，跟知识分子过不去的政治运动，大陆的知识界都憋着一股劲，正不知道从那里接话茬儿呢，这回好了。这些天，北京知识界流传着一个说法，邬书林不会办事，擦枪走火，打响了“反右纪念第一枪”。章诒和说，五十年前她父亲被打成右派，五十年后她又被说成是右派，一前一后，整整半个世纪了，还有没有个完？

章诒和的声明，以及最近聘请了张思之、浦志强、付可心做她的代理律师，准备通过法律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力，无非是想说明邬书林禁书禁人的性质和她抗争的法律底线，邬书林往她的脸上吐痰，头上淋粪，其实是往《宪法》的脸上吐痰、头上淋粪。

邬书林干脏活，前两天，又赶紧出来否认，可能是没有想到事态突然扩大，而且节外生枝，“章诒和”这三个字没被禁住，“邬书林”这三个字，作为一种制度的象征，却写进了历史，刻在了碑上。众目睽睽下，否认毫无意义。据我们所知，邬书林不止干了禁八本书这件脏活。现在，人们会问，还有多少“邬书林”会被写进历史，刻在碑上？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日于北京

（转自香港《亚洲周刊》）

也谈FLG的资金来源
笑笑生
大家论坛 > 新闻旧闻 > 新闻时事 2006-01-14, 08:5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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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海外，每个人都感受到了FLG的凌厉攻势:小到广告和宣传标语，中到层出不穷的各类讲座和聚会，大到各种语言和地域的报纸，甚至Chinatown每周风雨无阻的游行示威，可谓全方位立体式的攻击。这风头不但压过了所有的少数族裔的各种组织，即使主流社会的大企业，哪怕是计算机汽车电信类的，论宣传也要瞠乎其后。 其实大家都怀疑FLG庞大的资金来源，钱少了是办不到这些的。我也不知道真相，但听说过有些说法，讲出来大家琢磨。

有些人说FLG是靠海外华人募捐，如当年孙中山一样。但FLG的举动可不比当年，简直在烧钱。 咱们自己知道，海外华人中大陆来的多数在为养家糊口而奔波，没有多少人有余钱捐出来;即使是港台和东南亚的富人们，又有多少信奉FLG呢?毕竟FLG才十年历史，跟基督教和佛教的影响没法比。 海外华人给的钱恐怕最多就能够发发街头广告，还得精打细算，不然人家不捐了。

有一次和一个本地人聊天，他说昨天被邀请去了个学术讲座，听了半天才有点品出味来，原来是宣传FLG，而其他很多听讲的人到完还没从学术研究中爬出来呢。之后他说，他听说是CIA支持的FLG。想想看，中央情报局当然不能明着给钱，因为那是干涉中国内政。但是CIA的职责之一就是给中国的执政党捣乱，而最大最顺手的武器当然是FLG，而非各式各样的小民运组织，所以暗地里给钱是合情合理的。反正每年要花掉经费，要申报业绩，那么谁能折腾出成果来就支持谁，这样一来明年的经费还能涨。看，要我是CIA的头我都这么想。

但这只能是FLG的资金来源之一， 因为FLG的日常花费实在太庞大了，不但几乎天天有活动，而且要遍及五大洲。 CIA的钱虽然多，毕竟要在多个项目中争夺，不能吃独食，也不能搞得太不平衡了，就你一个吃海鲜，别人喝粥啊？而且CIA的钱要年年批，没有把握不能上三峡工程式的长期项目。搞过预算的人知道，计划不能只订一年的，要有个五年甚至更长的规划，算出现金流来， 能否坚持下去才心里有谱，尤其是办报纸这种靠建立无形资产才能成事的行业， 规划短了不行。*********等报不要钱，又只针对某个社会群体，更是赔钱的买卖。而FLG办了多少种报纸呢?一个多月前刚出了希伯来文的。于是那个其它的资金来源必须比CIA更雄厚，更长期，更不追求投入产出比。

于是有第三个说法:基金会。 基金有很多类。一大类是养老基金Pension Funds，是为支持员工退休费而设立的，另一大类是保险基金Insurance Funds，是为保障人寿或事故等不安定因素而设立的。这两类的钱都要求为了应付收益人将来的债务，专用于投资， 有金钱上的回报率指标，不会做赔本赚吆喝的买卖。还有一大类是基金，叫Endowment 或Foundation，是为了支持某些长期项目而设立的，比方说盖茨夫妇基金会主要为了世界健康与教育而立，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主要为了社会的和平和可持续发展而立，哈佛基金会主要为了哈佛大学的运转而立等等。现在的西方国家富人们大多不是零打碎敲地捐钱，而是成立目的性强的个人或公司基金会，这样一来能受法律保护，长期运行下去。这一大类基金使钱的基本目的有二个，一是维持本金的购买力，以便能生存下去完成其捐立人设定的使命，也就是投资保本;二就是完成其捐立人设定的使命，也即花钱。那么如果设立的宗旨中包含有能支持FLG活动的理念，如推广宗教活动或信仰自由或民主，甚至是教育或和平，那么FLG就可以向其申请资金，所以它们就有可能成为资金来源。

这些基金会的特点是:
1 钱多。动辄几十亿美金的规模，因为只有大资本家和大公司才做得到”达则兼济天下”，而且基金会数目很多。 CIA和它们比起来，就象茶馆里的秦二爷所说:”我那点儿钱，在您老人家眼里不值得一提”。
2 寿命长。当基金成立后，它就与捐立人关系就不大了，全凭监督机构和职业管理人运作，你可以把它看作钱本身。 监督机构受法律制约，必须忠于设立的宗旨，而职业管理人只是体现了钱要求增值和发展的本性，干得不好就换掉。因此象哈佛大学，可以几百年地获得经费，不会有闪失，因此它完全可以支持长期大项目的运行。
3 目的多为福利性或公益性的，无法量化投入产出比。大学和医院等的运行尚算目标明确，而如果说为了和平和可持续发展，那么大的一个框，无数的组织都能符合要求，而且一旦入选了项目，很少被拿下，因为总能报出点成果来吧（要真是老实得报不出来，也别混了）。

总结一下，我也不知道FLG哪弄的钱(我羡慕嫉妒得要死，却插不上手去)，只能在这里瞎猜。但是也不是全无道理，要不FLG为何出希伯来文的报纸哪?是不是请功呢?

汪道涵辭世 藍綠都擬致弔

繼辜振甫之後，中共海協會長汪道涵也於今日上午去逝，使得上世紀海峽兩岸的辜汪會談，成了絕響。

據了解，汪道涵是於上午去逝於上海的醫院內，享壽九十歲。巧合的是，今天是農曆十一月二十三日，正是辜振甫的農曆周年忌辰。

今年元月三日，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以八十八高齡去世時，當時汪道涵身體狀況不佳，無法來台，但也特別委託國台辦副主任、海協會副會長孫亞夫，以及國台辦綜合局長、海協會秘書長李亞飛兩人，作為汪道涵的「個人代表」，來台弔唁辜振甫。

海峽交流基金會今天指出，獲知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汪道涵逝世後，海基會董事長張俊雄立即致函汪道涵之子汪雨慰問，除肯定汪道涵對兩岸關係的貢獻外，並希望汪家告知告別式時間，張俊雄願親往上海，送汪道涵最後一程。

海協會上午約十時三十分發函給海基會，告知汪道涵去世消息，海基會於近中午時函復，表示沉痛哀悼。兩岸兩會往來函件全文為：「我會汪道涵會長因病不幸於十二月二十四日晨在上海去世。特此通報。」；「貴會本月二十四日函敬悉。有關貴會汪會長今晨於上海病逝消息，業已轉告主管機關。僅代表我方表示沉痛哀悼之意，並請轉告家屬節哀。耑此。」

海基會指出，汪道涵逝世，張俊雄除立即致函給汪道涵之子汪雨外，也肯定汪老過去對兩岸關係的貢獻，並希望汪老家屬告知告別式時間，張俊雄願意親往，送汪道涵最後一程，以表達最崇高的敬意。

海基會秘書長游盈隆受訪時說，前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的家屬已獲知汪老辭世消息，海基會已與辜家家屬聯繫，並交換意見。

海基會表示，十四年前，兩岸基於情勢上的需要，先後設立海基會與海協會，經多方努力，實現了新加坡的辜汪會談，簽署四項協議，建立兩會之間的制度化協商管道，隨即舉行過十餘次的對話協商，為兩岸及國際傳為佳話。

海基會指出，可惜大環境的限制，以致辜汪兩人為兩岸對等協商所作貢獻，無法持續。海基會盼望，在緬懷辜汪兩人的時候，兩岸能在既有的共識與諒解下，早日恢復制度化協商管道，營造和諧穩定的兩岸關係。

海峽兩岸海基會及海協會領導，分別在2005年一頭一尾去逝，引發各界的震撼，而因在大陸和平之旅時，受到中共海協會會長汪道涵親往接待，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今日在得知汪老去逝消息後表示震驚，除了在第一時間發出唁電，推崇汪道涵對兩岸關係貢獻外，連戰也表示，如中共當局和汪家屬同意，不排除親往大陸弔唁。

連戰是在今年五月初展開大陸的「和平之旅」，其中抵達上海時曾探視汪道涵，汪道涵當時還特別出院，和連戰在上海「小錦江飯店」會面，當時連戰還代表已故的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遺孀辜嚴倬雲女士，代轉一封信函給汪道涵，並致贈一幅辜振甫的畫作。

而十月連戰二度前往大陸訪問，由於汪道涵身體不適，連戰夫婦並沒有前往上海拜會汪道涵，只送花表達敬意。

連戰認為，汪道涵解決兩岸問題的風範，以及他表現出的理性與氣度，對兩岸關係的貢獻，都可以作為後人的典範。

中共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於今日清晨七時十二分病逝上海醫院，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今日上午在宋王會前聞訊，感到驚訝，而因宋楚瑜與汪道涵在今年五月曾在上海會面，宋楚瑜認汪對海峽兩岸會談有相當助益，他在第一時間向汪道涵家屬致慰問之意。
宋楚瑜表示，希望未來海峽兩岸還有向汪道涵這樣的人物，繼續推動兩岸的會談。

一九一五年出生的汪道涵，曾擔任過上海市長，後來海協會成立，成為推動兩岸和談的舵手，其後半生台灣緊密相連。

汪道涵生平事蹟

中央社

中國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汪道涵今天上午病逝上海瑞金醫院，享年九十歲。他受到前任中國領導人江澤民高度倚重，推動兩岸關係，並獲得「國師」尊稱，其中最有名的即一九九三年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

汪道涵生於一九一五年三月，安徽嘉山人，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肄業，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一九四九年後汪道涵出任華東工業部部長。一九五三年起歷任中國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對外經濟聯絡部副部長，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

一九八零年後出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副市長、市長。一九八六年任上海市政府顧問，國務院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主任。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出任海協會會長。曾擔任中共十三、十四、十五大代表，第五屆、六屆全國人大代表。

一九八五年汪道涵曾獲美國塔夫茨大學授予的公共管理學榮譽博士稱號。曾擔任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教授，主講世界經濟、政治經濟、城市經濟、經濟管理等課程。
汪道涵極愛讀書，逛書店是他最大嗜好，經常購置書籍，從文學評論、歷史專著、名人傳略、音樂、美術，到科技專著、經濟理論等，古今中外，無所不包。

他對於經濟管理類圖書特別感興趣，在擔任上海市長時常說，「全市每個企業都提高了經營管理水準，每個企業領導都成為名副其實的好經理，上海就會搞好了」。

熟悉汪道涵的人說，他講話時常常引經據典。汪道涵喜歡欣賞古典音樂，愛看京劇，下圍棋。

兩岸翹楚人物謝幕於二○○五 不勝唏噓

中央社

引領兩岸舞台兩位主角，一位在年初辭世，一位在歲末撒手人寰，兩岸翹楚人物謝幕於二○○五年，海協會長汪道涵終究無法一圓訪台宿願，令人不勝唏噓！辜汪先後過世，為九○年代的兩岸互動體制劃上句點，兩岸關係注入更多複雜因素後，如何展開良性互動，考驗兩岸執政當局。

回顧過往新聞歷史畫面，九三辜汪會談與九八辜汪會晤，曾幾何時是集兩岸無上榮耀於一身，對照近年來辜汪兩老以孱弱身軀呼籲當局應暫拋爭議，重啟協商的鏡頭，而今主角相繼退幕，這齣高低變化劇烈的兩岸政治角力劇碼，也將隨背後導演的更替，不得不以新戲代替。

汪道涵開明親和的形象，一直是中國對台決策圈內溫和派的代表。辜汪兩老辭世，意味著屬於溫和、溝通、柔軟、互動的兩岸關係，將隨著辜汪的退出表演舞台，而宣告結束。
兩岸新戲登場，拋下過去內斂、隱喻手法，改以直接、製造衝突效果，尋求兩岸人民的青睞，演變成武力威脅、法律攻防、隔空叫陣、利益交換、國際衝突的劇碼，播出至今，兩岸得以緩和的空間，竟已所剩無幾。

辜汪兩人，分別在台灣與中國境內位居能人賢者的核心角色，生平歷經兩岸歷史洪流，見證發展進程，但卻都在身陷病榻之際，仍心懸兩岸大業。

可以想見的是，即使兩人不在主戲台上，兩老也能發揮世俗所謂的「剩餘價值」，在告別式的場合上促成兩岸兩會的形式接觸，這樣的發展，對辜汪來說，或許地下有靈，也可稍稍寬慰。

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助理研究員徐永明認為，兩岸關係的真實本質，就是一個要吃，但吃不下來，一個則不想被併吞，雙方都想要力求脫困。這個真實面只是在辜汪時代的國共談判被遮蔽，民進黨執政後，不過是戳破這個氣球而已。

如今，辜汪之後的時代，更是連最起碼的戲台都拆了，讓兩岸關係回歸到爭個你死我活的現實本質而已。

辜汪辭世相當程度是將九○年代「李江時代」的兩岸關係體制劃上休止符，兩岸兩會（海基會、海協會）也試圖因應時空變遷，力求轉型，為兩岸交流再盡心力，兩岸互動的因素比以往更趨複雜糾葛，區域及國際變數也影響日深。

如何思考營造良性發展的兩岸關係，考驗著陳水扁總統與中國領導人胡錦濤的智慧，看「扁胡時代」能否創造兩岸歷史新頁。
2005.01.03　中時晚報

一代紳士，一代巨賈，辜振甫病榻掛心兩岸未來

【邱俊吉／台北報導】

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今天凌晨4時05分於北市振興醫院病逝，振興醫院表示，辜老因腎盂癌全身轉移，加上年邁、體能衰退今晨宣告不治，享壽89歲。

辜振甫對台灣經濟與兩岸事務迭有貢獻，消息傳來令人不勝唏噓，國內政經界震驚不捨。振興醫院院長劉榮宏說，辜振甫走時安詳，其夫人辜嚴倬雲及家屬全數隨侍在側。

辜振甫的主治醫師張心湜表示，辜振甫於民國79年發現右側輸尿管罹患癌症，87年再發現左側腎盂也患癌症。這2次發現癌症後，皆前往美國進行治療，而經治療後，右側皆未再發，左側則於近年再發，雖接受內視鏡治療，但前年6月即發現左腎功能衰退。

振興醫院醫療副院長符振中指出，今晨2時20分左右，辜振甫的心跳、血壓原本穩定，但僅10分鐘後，即2時30分左右，便發現生命跡象迅速轉壞，而該院隨後便接受家屬意見，不再對辜振甫施以任何會造成痛苦的治療，所以未進行插管或電擊，讓辜振甫安詳的走。

對於辜振甫在治療期間和醫護人員的互動，張心湜說，辜振甫是一個相當平和的人，是一位真正的紳士，他雖不時會感受疼痛，但從未抱怨過，還不時對醫療團隊表達謝意，因此醫護人員也是用心照顧，而當辜振甫辭世時，不只家屬難過，病房護士也不禁紅了眼眶。

而即便身染重病，辜振甫也難忘兩岸的互動發展，海基會秘書長劉德勳說，辜振甫對兩岸的和諧交流，其貢獻有目共睹，臥病在床期間，仍舊掛心兩岸未來，讓海基會相當不捨，可以說，沒有辜振甫，就沒有海基會，而海基會也於下午主動通告海協會辜振甫死訊。

2005.01.04　中時晚報

辜江會、辜扁會時老人家的用心良苦


【郭淑敏／台北報導】

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去世，讓兩岸辜汪會成絕響。辜振甫過世前心心念念的便是兩岸關係的發展，曾於98年陪同辜振甫訪問上海、北京的國民黨文傳會主委張榮恭表示，當時辜振甫與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會面時，對於兩岸關係的前景是樂觀的，誰知後來李登輝發表了兩國論，兩岸關係遂停滯不前至今讓人不勝唏噓。

張榮恭更記得2000年政黨輪替時，陳水扁總統首度拜訪辜振甫，辜老當天即身著唐裝，讓他印象深刻，隔幾天他利用出席國民黨中常會之便，特向辜老致意，稱辜是「用心良苦」，辜老則是以其一貫的笑容回應了張榮恭。

98年到大陸時，張榮恭是國民黨陸工會主任，也是國統會研究委員，當然最重要的是那時他是李登輝倚重的兩岸幕僚之一，在二次辜汪會之前，98年8月張榮恭曾以陸工會主任身分訪問大陸，會見了汪道涵與陳雲林，敲定了二次辜汪的時程。

98年10月在北京會晤江澤民時，張榮恭也是座上客，江澤民當著辜老的面說，三民主義、吾黨所宗，「我們小時候也是常在唱的」，張榮恭說，江澤民並沒有當場哼一段中華民國國歌，但是江談到中華民國國歌，顯見兩人會談氣氛非常好，會中江澤民也告訴辜老，98年大陸淹大水時，那是他第一次指揮軍隊去救災，言談中也透露了自己接班心境。

張榮恭認為，98年那次與江澤民的會面，讓辜老覺得兩岸關係大有可為，因為從兩人不慍不火的言談中找到了不少交集，雖然在某些觀點上有分歧，但在中華民族的認同上，兩人都有共識。

[转载]漫步孤岛:惊闻燕南被封
在加拿大中文博客空间读到"漫步孤岛"写的《惊闻燕南被封》，随即去燕南，出来是“燕南网整改通知
自即日起，燕南网进行全站清理整顿，重新开放时间另行通知。若带来不便，深表歉意。
祝大家国庆愉快！
燕南网
2005-9-30
照此说法，还不能等于被封，期待早日重新开放。"漫步孤岛"是根据自己的体验来写的，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值得一读，便把它转发在这里边也算是留下一条历史记录。陶世龙，2005/10/02

漫步孤岛:惊闻燕南被封
今日浏览智识论坛，忽然发现一条消息，燕南网站被北京市新闻办“依法”关闭。

消息灵通人士消息：刚才接到北京市通信管理局电话，说是北京市新闻办给他们发了一个文，称燕南屡次违规，多次警告无效，请依法予以关闭。
陈永苗

赶紧到燕南查看，果然已经打不开了。

认识燕南是在一年多以前，第一次到访就为她里面深邃、理性的文章所倾倒。其实之前也看过不少论坛，新浪、网易、强国、凯迪以及天涯，但是只有燕南第一眼就抓住了我的心。新浪、网易就不必说了，强国、凯迪始终充斥着太多的愤青，是我所不喜欢的。而天涯由于其暴强的在线人数太过人多嘴杂了，什么样的人都有，看过一两个跟贴就对天涯失去兴趣了。

只有燕南，不仅关注于社会民生、关注于真正的思想，而且里面大多数人都是理性的，都是在用道理说话，而不是像其他网站成为了对骂的场所，于是每日浏览燕南就成为了我的上网必须程序。

从孙志刚、信访条例、陕北油田、王斌余、李敖演讲到近日的太*石*村事件，燕南一直以其令人敬佩的勇气展示着当代知识分子的良知，大多数文章也都是建设性的，是在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并没有自暴自弃，并没有反政府、反社会的言论，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是温和的改良派。然而这样一个理性、务实的网站竟然也被“依法关闭”，难道真的不允许有一丝真实的声音吗？万马齐喑才是政府所希望的吗？

社会矛盾是各个政府都会遇到的，而用政府的强制力镇压永远是最愚蠢的办法，镇压只能是一时的，只会引来更严重的后果。只有相互的妥协，及早的化解问题，朝着人类进步的方向努力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须知公民宪政已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阻挡的潮流，“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仍然是需要切身体悟的真言。

Chinese torture case may be heard in U.S. court

By Pat Eaton-Robb, Associated Press Writer | September 22, 2005

HARTFORD, Conn. --Lawyers for a Chinese television official accused of inciting torture in his country tried to convince a judge Thursday that a case brought by members of the Falun Gong spiritual movement doesn't belong in a U.S. court.

Zhao Zhizhen, who runs a TV station in Wuhan, China, is being sued under the Alien Tort Statute, a 215-year-old law that allows foreigners to sue in the U.S. over human rights abuses committed anywhere.

He was served with the lawsuit last year, while in Connecticut for his daughter's graduation from Yale. He has since returned to China.

Zhao's attorney, Bruce Rosen, told U.S. District Judge Robert Chatigny that Zhao has never promoted the persecution of the Falun Gong. He aired a program, "nothing more biting" than "60 Minutes" or "20/20," meant to express an opinion that the group's founder was a charlatan, Rosen argued.

"We believe this is a case about speech," Rosen said. "This is a case of libel. This is not a case of aiding and abetting torture."

But Terri Marsh, an attorney for the Falun Gong members, compared Zhao to Nazi propagandist Joseph Goebbels.

She said he was responsible for programming on both state-run television and the Internet that called for the eradication of the banned Falun Gong movement.

China's government considers Falun Gong a cult that threatens public order and communist rule and has led more than 1,600 followers to their deaths, mostly by encouraging them to eschew modern medical treatmen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say their group practices exercises and philosophies promoting good health and moral living that are drawn from Buddhism, Taoism and Li Hongzhi, the group's founder. They say the basic principles are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But Marsh said the Chinese people were shown programs on state-run TV that portray members of the group as ax murderers. She said Zhao also helped create a Web site that includes call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shoot Falun Gong members and "beat them like road rats."

"We are not condemning speech in this case," she said. "We are condemning speech that is intricately linked to a campaign to incite persecution, a campaign of torture."

Rosen argued that holding Zhao responsible for everything on the Web site would be like holding America Online responsible for everything said in its chat rooms.

"These are not Mr. Zhao's statements," he said.

More than 250 people, mostly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supporters, packed the courtroom Thursday, forcing marshals to turn others away.

Outside, plaintiff Chen Gang, 34, said a movie made by Zhao was shown over and over inside the labor camp where he was sent in 2000 for being a member of Falun Gong. He said that type of propaganda led to beatings and other torture.

"Before the suppression started, the media comes out and says these guys are bad," Chen said. "That gives them the excuse. Some crimes are hidden. If you give someone the knife and say, 'That guy is bad,' it makes what happens worse."

Marsh said the group is not interested in monetary damages but wants to see Chinese officials held publicly accountable for the suffering of the Falun Gong.

"What we really want is for these abuses to stop," she said.

Chatigny did not say when he would rule on Zhao's motion to dismiss the case.
© Copyright 2005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