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访谈

“我是研究智能机器人的，想的是把机器变得越来越趋向人，所以我对把人变得越来越趋向机器特别敏感。”　　--王树国

“我再次强烈呼吁--还高校自主权！”采访结束时，王树国说，“别的话可以不发，这句话一定要发。”
在高校校长群体中，王树国当属典型的“少壮派”。王校长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说到动情处，手势联翩，神采飞扬，观点鲜明，不加掩饰。
哈工大毕业后，王树国致力于智能机器人的研发并卓有建树，曾任国家“863”计划智能机器人专家组副组长。三年前，有两个机会摆在了王树国面前--黑龙江省副省长和哈工大校长，时年44岁的他选择了后者。
我为孩子要权利
记者：对于当下高校流行的建“世界一流”的口号，您是怎么看的？
王树国：如果把“世界一流”作为奋斗目标，我是非常赞成的。中国没有理由不争取做一流国家，中国高校也就没有理由不争取做一流高校。
如果把“世界一流”作为炒作由头，今天你建一流，明天他建超一流，坦率地说，我非常不喜欢，自己人之间喊来喊去尤其没意思。站在自己的高度看世界，与站在世界的高度看自己，完全是两回事。前者就像井底之蛙，虽然也可以看到天，但其志向永远不会比井口大。哈工大更愿意站到世界的高度，回头审视自己，检讨自己的不足。
记者：假设全世界理工科院校进行排名，那么哈工大可以排到多少位？王树国：目前差得还很远。在某些领域和学科，比如航天、小卫星、机器人等领域，哈工大可以与世界一流学科平等对话。但从整体上看，不仅仅是哈工大，我们所有的高校离世界一流差距都很大。
记者：最致命的差距在哪里？
王树国：机制和体制。教师水平、学生培养质量、科研创新能力、教材硬件环境等等因素都或多或少受到机制与体制的制约。高校的机制和体制，才是命脉所在。
机制和体制的具体内容谈起来千头万绪，仅从高校权利而言，我国大学现在还称不上是名副其实的独立法人，现在来谈质变性的发展似乎是奢侈的。
记者：您希望得到哪些权利？
王树国：我仅说一个比较便于理解的吧，比如高校自主招生。
现在我们的孩子考大学，全国上下，一年就考这三天。高考的三天，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考定终身……考不好对不起，来年再见。年轻人的这一年，比60岁以后十年的时间都宝贵。我们都说以人为本，因材施教，以现在的高招方式，能做到吗？如果说，我们的高校能自主招生，分散招生，让孩子们每年有多次机会，不比现在好吗？这不仅仅是一个招生方式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千百万孩子心理素质健康成长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这个民族国家未来发展的大问题。
记者：高校权利的不完整，是否已经严重到使高校难以完成自身的义务？
王树国：我们就来先谈高校的义务吧，我喜欢用使命这个词。高校的使命，我认为是“探索未知世界，传承社会文明”。
也就是说，高校应该负有两方面的使命———自然科学的使命和人文精神的使命。这两个使命，决定了高校不仅要传承中华民族的文明，而且要有全人类的胸怀。
全世界高等教育都是这样的。从社会分工而言，社会上有政府，有企业，有社团……为什么要出现大学？社会发展靠的是人才，而高校就是专门培养人才的地方。
从目前来看，我们的高校———或者说高等教育体制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可以说已经影响到了整个社会孩子们成长的全过程。
记者：您认为，在高校权利不完整的情况下，对孩子的哪方面影响最大？
王树国：没有机会接受完整的心灵养成。
孩子们在幼年时代就被告知，高考就是生死抉择，而分数是最高标准；在这个重压之下，孩子们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少年时代尚未完全结束，孩子们就要完成这个生死抉择。让这么小的孩子承受这么大的刺激，可能造就一些“钢铁战士”，但更多的孩子可能受到致命打击。这种痛苦是必须接受的吗？
记者：孩子没有机会充分接受心灵养成，可能会产生哪些后果？
王树国：考不上大学的孩子，其挫折感是难以言喻的。在社会上他感受的是苛刻，这种感受也许会在他的心灵中埋下报复的种子。
回头看看考上了大学的孩子，经过长期的心理压抑，往往也会出现个别的人格残缺的现象———自私自利，缺乏同情心，自认高人一等，做了错事难有发自内心的惭愧，觉得特权合情合理，一切都是靠个人奋斗换来的，不懂得感恩和回报社会……
我倒不是说社会的普遍现象都是如此，而是说社会应该给孩子们多一些选择。让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和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都能以主人的心态参与社会。
记者：您似乎在说，您不是为自己要权利，而是为孩子要权利。
王树国：就是这样，没有什么需要隐讳的。
台湾一位大学校长说，国家兴亡我有责！我非常钦佩这位校长。现在我们有了问题大家往往互相埋怨———这是你的责任，这是他的责任，这是领导责任，这是政府责任……惟独自己没有责任。
为什么说国家兴亡我有责？因为他把自己与国家放在同生死、共命运的位置上，而不是置身事外，靠嘲讽历史的苦难建立自己的名声。我们这个泱泱大国，花在无谓的内耗和争论上的精力太多了，以指点江山为生的人太多了。
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未来30年，所有的国家各级领导人都要从现行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这群孩子中出现。他们的人格，将决定中国的未来。所以，还高校自主权的意义在于着眼于人性化教育，培养孩子的情感和心灵。
众所周知的难题
记者：您对英语四六级考试很不以为然？
王树国：英语是世界语言，不学好英语我们没法和世界交流。
四六级(考试)的出发点很好，可以激励社会重视英语，学生学好英语。可是把英语成绩与学位挂钩，那就完全走样了。
英语过关了，品质和素质过关了吗？专业课程过关了吗？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了解了吗？考核一个大学生可以有很多指标，为什么独独选择了四六级英语？这是科学的评价标准吗？
大学考四六级，孩子们就从幼儿园开始学英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生，以后评职称……我真是不知道，中国人学英语要学到什么程度？
记者：您反对您的研究生在英语上花太多时间吗？
王树国：我不反对学英语，相反，我鼓励学生学英语。我反对的是把英语作为获得学位的前提。
外语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学的。任何一门语言都是一门学问，钻研下去，学100年也学不完。
以四六级为分水岭，这群人行，那群人不行，这合理吗？同学们为了过英语关，不得不占用大量时间，结果专业课耽误了，大学读得忧心忡忡。
听说兄弟院校有的学生，因为四六级过不了关，心理压抑导致自杀。这让我很震惊，也很痛心。我当了校长想改变这一切，但强大的社会压力使我不敢去闯这道关。
记者：为什么？
王树国：我得关心学生的就业问题。用人单位都要四六级证书，这就逼得我没办法了，我不得不违心地让学生们去过四六级这关。
所有业务课都不是全国统一考试，惟独四六级英语是，无形中四六级证书就成了全国用人单位惟一的通用标准了。
记者：哈工大在工程技术方面实力超群，您认为大学该不该办企业？
王树国：我们绝不能越过自身定位，干自己不该干的事，这就叫有所为有所不为。校长和企业家合一，不可想象。
过分倾心于创业，你就不要再把自己说成学校的一分子。比如联想就很好，你为中国贡献了一个好企业，但创业者的身份就不能再是研究员了。
我也不反对企业家返回学校，重新开始教育研究生涯。我强调的是定位清晰，你站在什么位置上就应该说什么话。你又是企业家，又是研究员，又是校长，这就乱套了。
记者：对于课题方面的放权您怎么看？
王树国：清华大学的陈丹青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他是画家，他要培养的是美术博士，如果连这么点灵活性都不给他，怎么指望他能培养出理想的学生呢？
记者：放权给高校，有助于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吗？
王树国：肯定有所帮助，我们不追求绝对的公平，但总得日趋公平，不能越来越不公平。
现在教育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大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自己的领土上，在同一部宪法之下，为什么大城市考大学就那么好考，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教育资源越集中？每年的高考移民问题，不能说不是我们的体制造成的。
从我国的经济形态来看，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并存，也就是最高级和最落后的并存。这就是我们国家改革发展的难点所在。所以我们应该培养多元化人才，中国的高等教育应分层次管理。大学如果是真正的独立的法人，他应该知道怎么培养合格的学生，也应该有权选择学生。
当办学自主权下放给学校，学校就没有任何可以推脱社会责任的借口，社会的评判将直接影响着学校的兴衰，所以学校就会努力贴近社会，在此过程中，教育资源会得到比较合理的分配。我们希望随着经济的发达，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
从目前情况来看，高等学校与社会结合的动力不大，反正管理单位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不主动与社会需求结合也不会被淘汰。实际上，办学自主权下放后，学校的压力会更大，自我约束力会不断增强。
记者：如果权利都下放到高校，如何防止营私舞弊现象的孳生？
王树国：会有这个问题。但我们不能因为怕出现这些问题就裹足不前，小平同志如果不在南海边划了个圈，我们能有今天吗？
总有人说，政府这么管，高校还免不了营私舞弊呢；如果高校自己来搞，那还不把中国的高等教育搞垮？
反过来问，教授招生肯定会比官员招生腐败？现在山东考大学比北京难上那么多，这就叫公平？
我想高校有了自主权之后，不会比现在更乱的。以前我们怀疑：如果政府把自主权给了企业，他还不天天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现在我们问100个人，我想也没人会认为政府管企业是个好主意了。高校也是一样的，如果乱搞，社会不会买你的账，校长很快就会下台，学校很快就会垮掉。再说，学校违规，上有国家法律，下有规章制度，不会彻底无政府主义的。
现在的高等教育体制与高等教育的使命是缺乏有机联系的。年复一年，今年的事明年还出，后年可以预期地还会出……我们不惭愧吗？至少可以拿几所学校做试验吧？
没有困难，要我们这群人做什么？
记者：作为副部级官员，您如何看待校长的官员身份？
王树国：官员级别与高等学校没有内在的关系。如果政府认为某个学校重要，可以以财力、物力、政策加以支持。
我想任何一个高校校长到了国外，都不会主动介绍说自己是全世界行政级别最高的校长的。
如果说中国的教授是世界上最好的教授，我们做校长的就完成自己的使命了；如果说中国的校长是世界上级别最高的校长，那是笑话。
记者：在现有的体制下，您作为副部级校长，能做什么？
王树国：我能做的只是(考虑)考到哈工大的学生该怎么办。
哈工大成立了基础学部。基础学部是高中到大学的过渡，采取小班制，配备班主任，所有一年级学生首先要在基础学部学习。这么做，主要是考虑让新生适应大学生活，让他们学会自我约束，自主学习，避免突然到来的自由毁了孩子的一生。
至于还没有考上大学的孩子，我还不能告诉他们：你们致力于提高素质吧，别分分分了。我这么做行吗？考不上大学不都来找我了吗？
记者：您抓全面工作，十分钟换一个角色，有没有困惑？
王树国：我想改变这种状态。我之所以想当校长，就是因为我看到了高校中这么多问题需要解决。
记者：您最讨厌的事？
王树国：开会，无休无止的会。
我最喜欢的事，是看到自己的想法很快有了结果，得到了验证。跑经费，跑关系，各种各样的场合，各种不得不打的交道……忍住烦恼，做成了就高兴了。
记者：本科学生有机会接触到您吗？
王树国：明天我就和大一学生进行一个“理想人生信念”的座谈。大一新生，也知道大学大概是怎么回事了，也能提出一些问题了。我需要了解学生，学生也需要了解我。
记者：您如何看待文科和理科的割裂？
王树国：哈工大很关注人文的建设，我不希望哈工大学生都是书呆子。内秀外拙也不行。
无论什么专业，理学的底子必须打好，还必须懂得点历史和社会，还要有人品、素质的熏陶。有了足够的人文素养，才有足够的心灵动力，才会有更高的目标。哈工大在这方面做得还不错，经常会举办各种各样的讲座。
我是研究智能机器人的，想的是把机器变得越来越趋向人，所以我对把人变得越来越趋向机器特别敏感。
自然科学研究到深处，是与人文科学紧密相关的。
记者：清华大学顾秉林校长主持宋楚瑜演讲，引发批评，您愿意评价一下吗？
王树国：我和顾校长很熟，他是核物理学家，一个篆体的生僻字不认识也属正常。你可以找中文系的教授试验一下，看看在没有字典的情况下有多少人认识那个字。
如果就此说清华大学校长人文素质差，这个结论过于草率。假如顾校长知道这首诗，会读那个字，那就能说明校长群体的综合素质高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此重大的场合，相关工作人员应该事先有所安排。
记者：中国高校校长群体的素质，您如何评价？
王树国：我认为中国的高校校长是非常务实的，对自身的要求也非常高，工作压力也许超过了国外校长。因为他们是在各种约束的前提下，在不平等投入的前提下，完成与国外大学竞争的任务。简单地说，中国的高校校长群体，是优秀的群体。
记者：您有没有不满意的地方？
王树国：有一点，现在的校长不是职业化的。
这边当着专家学者教授，那边当着校长。在校长室里坐了三小时，对不起，我要做实验去了。我赞成校长是学者，当过学者，但我不赞同你当了校长后，还以学者身份为主。
当大学校长是一门学问，全心全意都未必能干好，三心二意肯定干不好。校长应该是职业化的，应该具有强烈的职业精神。
记者：您做了校长之后，是否更有机会获得学术地位？
王树国：我的责任是让哈工大出现更多的院士，而不是我自己当院士。如果我自己当上了院士，而哈工大院士却越来越少，那我就是失败的校长。
记者：您充分估计了您的想法实现的难度了吗？
王树国：如果没有难度，那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人民上税养着我们，不就是要我们解决问题的吗？我们不能回避难度。改革总会制造新问题，可如果不改，再过十年还这样，甚至更恶化，我们怎么向未来交代？
而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我认为就是让高校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法人。所以我再次强烈呼吁，还大学以自主权。 来源：南方周末

猕猴桃使用激素膨大好看不好吃有隐忧
据加西博客蚊子雨

时下，正值瓜果上市的旺季，细心的消费者发现，某些水果、蔬菜个头越来越大，口感却大不如前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记者通过对个别猕猴桃主产区的调查，终于揭开了猕猴桃膨大的奥秘。　　原来，少数果农为了迎合市场，在种植猕猴桃时，使用了一种名叫“膨大剂”的农药。这种高科技产品犹如一把双刃剑，在提高猕猴桃产量的同时，使得果品口味发生变化，如果这个趋势进一步蔓延的话，有可能对整个产业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这种可以促进猕猴桃迅速长大的激素类药(学名植物生长调节剂)，俗名膨大剂或者大果灵。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当地个别果农在使用“大果灵”或者“膨大剂”的激素药培育猕猴桃时,为了给蘸药定位，竟然使用国家严禁在食品上使用的工业染色剂(当地用来染布料，价格低廉，且不易掉色，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膏子)。　　5月20日，记者在某猕猴桃生产区一个果园发现，几位果农用一种红色的药水在浸泡约有枣子大小的猕猴桃。被浸泡后的猕猴桃上面挂着红得耀眼的水珠，在早晨的阳光中煞是好看。地上放着水桶和几瓶药水。几位农民手上都举着去掉瓶颈的矿泉水瓶，里面盛满红色的液体，挨个往密密的小猕猴桃上蘸，将整个猕猴桃全部淹在水中约两三秒钟，猕猴桃就变得通体透红。　　记者乘出租车沿路西走。司机告诉记者最近这几天正值猕猴桃“蘸药”期，少数果农正抓紧时机全力以赴给幼果“蘸药”。　　记者问司机：“蘸药的事地方政府查的严吗？”　　“以前比较严，现在完全禁止也很难了。”　　“为什么？”　　“能提高产量多卖点钱呗！”　　记者来到另一处猕猴桃种植园区，果然像司机所说的那样，几位果农正在紧张地忙碌着，树下的人手拿着敞口瓶，小心翼翼地浸泡着那些小猕猴桃，如同侍弄婴儿一般。地下放着的同样是大果灵膨大剂之类的药物。
　　“这样的水果成熟了你们自己还敢吃吗？”　　“一般不吃。一来不好吃，二来毕竟是上过这种药的，吃着也不是很放心。自家留着吃的都是没蘸药的果子。”这位果农实话实说。　　“哦，明白了，那这些药哪里有卖的啊？”
　　“县城就有，但是估计那里不好买，上面查着呢。你最好是上附近的乡镇农资站或者农药门市部，那里有的卖。”
　　记者在采访中观察到，基本上所有的膨大剂上都注明了用量(兑水的比例)，然而一些果农在使用当中并没有按照说明来操作，而是心里估量着使用，至于上面提到的二次蘸药的情况也在所难免。

上个世纪90年代，当地政府利用本地独特资源倡导大面积种植猕猴桃。到如今，全县猕猴桃种植面积，年产鲜果量都成倍增长，成为我国猕猴桃主产示范基地之一。
　　因为野生果的猕猴桃口味鲜美，营养价值很高，十多年前经人工培育后在市场一露面，便受到消费者青睐，卖价不菲，最高时每公斤出园价8元以上，市场上更卖到十五六元。　　后来一种俗称膨大剂的激素类生长剂流入果区。如果在幼果期蘸用“膨大剂”，猕猴桃个头就会比原来大一倍多，但果品品质明显下降，贮藏期由两个月缩短到十几天。
　　果商图好卖，果农乐得种，消费者只捡个大的往家搬，结果导致膨大剂在主产区快速蔓延，不少果园成了“大果”园。猕猴桃的声望由此大跌：吃的人发现，这玩艺儿远没说的好吃；买的人少了，种的人也纳闷，市场远未饱和，咋就一年卖不过一年？　
　“现在的生意确实不如以前好做了。”一位长期在东北水果市场跑猕猴桃生意的批发商颇有感慨，“以前，只要一提到XX产地猕猴桃，就会围来一圈的人询问，现在他们也货比三家、有所选择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影响了猕猴桃的销售和声誉呢？
　　调查中，记者了解到，猕猴桃产区急速扩张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是膨大剂的使用显然也有影响。
　　据了解，去年，上海、广州等南方超市货架开始摆放小果子，但数量不大，销量大的北方市场仍以“大果”为主。某地猴猴桃种植大户老赵面对记者说出了果农们的尴尬：眼下的情况是，市场认“大”不认“小”，猕猴桃原本是果农的财神，现在却成了“烫手山芋”。
　　老赵介绍说，早期果子没有使用膨大剂的时候，起点一样，所以大家都在质量上下工夫，看谁的果子味美。但是自从用了膨大剂后，整个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始的一段时间，在政府的严格管理和监督下，果农们还算守规矩，可是随着猕猴桃市场以“大”压“小”，苦苦支撑的少量果农拜倒在了市场的威力下。伴之而来的是果个的翻番长大，与此同时，果品口味大不如前，储存起来难度也越来越大。
　　“怪就怪这害人的膨大剂！”　
　老赵给记者算的一笔帐，道出了果农们无奈的心理。现在不用药的园子一亩地产量大概就是1500斤，而用药的园子一亩地产量几乎翻了一番，达到3000斤；不用药的猕猴桃卖价贵点每斤0.8元，用药的便宜点每斤0.5元。两相比较，用药的效益相对来说还是要好。对于农民来说，这样的对比在他们的心里显然是沉甸甸的。所以即使政府严禁用药，少数果农还是顶风而上。
　　膨大剂之所以在猕猴桃上效果显著，除其生物特性外，主要取决于猕猴桃食用的滞后性。人们买猕猴桃当时无法品尝，在选择时只能从外观上看，这就使得膨大剂有了“用武之地”。等到猕猴桃软了，人们可以食用时，消费者才发觉，原来又大又好看的猕猴桃并不好吃，而且容易坏。消费者上当受骗一次不要紧，消费者可能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但他们表示不满的做法是，以后再也不买了、不吃了。
　　政府监管遭遇尴尬检验标准亟待完善
　　在记者调查中，膨大剂成了果农们的众矢之的。那么膨大剂为什么又能风靡市场呢？　　记者按照所买到的和在果园里看到的膨大剂标签上的生产厂家联系电话拨了过去——　　“你们生产的膨大剂在北京有销售点吗？我们想批量进货！”
　　“你可以把钱打到我们的公司帐户上，然后我们就会发货给你。”　　“这个产品相关证件都齐全吗？符合不符合国家绿色食品的要求啊？”
　　“我们的产品三证齐全，有农业登记证、标准证和生产许可证。至于满足绿色食品的要求，只要果农按照上面的提示用药，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到成熟期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残留了，完全可以放心食用。”　　真如企业所说的那样吗？记者随后向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果树专业的陈教授进行了咨询。　　据陈教授讲，目前，国内在膨大剂方面的标准还不是很完善，可以参考的是国外的标准。然而国外的标准只能作为参考，对于在国内的猕猴桃生产和种植帮助有限。
　　从此意义上来讲，除了降低果品质量外，使用膨大剂其残留及其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检验标准。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农业部就对植物生长调节的药物进行了登记，这就意味着可以进行生产。然而2001年4月农业部启动了“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在无公害生产标准《无公害食品猕猴桃》“猕猴桃生产技术规程”标准中明确指出，“植物生长调节剂的使用应以对环境不造成污染、对人体健康无危害、不降低果实品质为原则”，并且强调“不得使用苯脲类细胞分裂素蘸果”。在具体操作中，果农随意兑水以及使用工业色素，将导致色素中有害物质慢性蓄积，对人体健康造成潜在和长期的危害。
　　对于果农在猕猴桃初长期使用膨大剂的问题，相关产地各级政府都做过整顿工作。　　某猕猴桃种植大省农业厅2001年就专门下发文件，明确指出：“近年来，部分果农盲目追求大果效应，在生产中过量使用膨大剂，导致猕猴桃果实外形畸变，内在品质下降，贮藏期和货架期缩短，烂果率增高，严重败坏了我省猕猴桃在市场上的声誉，导致消费需求大幅减少，出口受阻，果价下跌，果农收入下降，使产业发展跌入低谷。实践证明，使用膨大剂是影响猕猴桃产业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如不采取措施坚决禁止使用，将会导致我省猕猴桃产业毁于一旦。”　
　对此，该省农业厅按照农业部食品安全行动计划，将膨大剂列为禁用产品，并为将膨大剂彻底赶出市场做了大量工作。
　　但是生计当头，果农们并没有领政府的情，而是继续使用膨大剂。某产地县政府早在1999年就意识到，滥用膨大剂最终会毁了这项产业，也曾下决心组织机关干部走村入户进行查禁。2000年该县九成以上的果园没用膨大剂，但结果却使政府十分尴尬：收果时，原来熙熙攘攘的果商不见了，而没有查禁膨大剂的邻县猕猴桃却走俏市场。少数果农迁怒于政府，将卖不出去的“小果子”倒在县政府门口，搞得政府在查禁膨大剂上左右为难。就这样，政府照样查，果农依旧用，恶性循环。　　2002年农业部制定的《无公害食品猕猴桃》(NY5106—2002)农业行业标准颁布实施后，某猕猴桃主产县又在猕猴桃最佳适生区内选择果园，开始了高于无公害食品标准的有机猕猴桃种植试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照有机食品技术标准要求，为试验园制定了具体的技术措施，进行园间栽培管理。
　　经过两年多的探索，“有机食品猕猴桃示范园”已扩大到3个。该县把农业标准化引入猕猴桃栽培体系，确保了猕猴桃在种植过程中的技术要求，极大提升了猕猴桃的内在品质，为进一步扩大猕猴桃鲜果市场份额以及迈向规模化产业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相关知识］　　如何辨别优劣猕猴桃　　猕猴桃每百克鲜果中含维生素C274毫克，是柑橘的10倍，苹果的30～100倍，因而被誉为“水果之王”、“世界珍果”。每百克猕猴桃鲜果的发热量为66卡，果实中含有17种氨基酸，其中谷氨酸含量最高，其次是天门冬氨酸、丙氨酸、亮氨酸，这些氨基酸均是人体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各类氨基酸总含量合起来大体占果实干重的3.2%～4.5%。猕猴桃还富含维生素A、维生素P、维生素D和人体不可缺少的钙、磷、钾、镁，因此，它享有“营养金矿”的美誉。它还可以使人体内胆固醇和甘油三酸脂加速转化为胆酸，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研究发现，猕猴桃中含有一种结晶体，它可以有效阻断致癌物质的产生，被誉为“保健奇果”。　　有关专家肯定地指出，猕猴桃大的没有小的好，消费者要慎食个头过大的猕猴桃。　　专家指出，优质标准的猕猴桃一般单果重量只有80至120克，而使用膨大剂后的猕猴桃果个特大，单果重量可达到150克以上，有的甚至可以达到250克。除了看个头大小外，还有一种很简单的区分办法：未用膨大剂的优质猕猴桃果形规则，多为长椭圆形，呈上大下小状，果脐小而圆，向内收缩，果皮呈黄褐色且着色均匀，果毛细而不易脱落；而使用了膨大剂的猕猴桃果实不甚规则，果脐长而肥厚，向外突出，果皮发绿，有“阴阳脸”现象，果毛粗硬且易脱落。　　另外，未使用膨大剂的果子切开后果芯翠绿，酸甜可口；而使用了膨大剂的果子切开后果芯粗，果肉熟后发黄，味变淡。
　　何为“膨大剂”　　膨大剂俗称“大果灵”，也叫“膨大素”，英文简称CPPU(N—2—氯—4—吡啶基本—N’—苯基脲)，属苯脲类物质，其衍生物是类似细胞分裂素的物质。它应用于果实后能显著促进果实的膨大，但由于果实畸形膨大会使果实品质有所降低。膨大素本身并不促进增加营养物质的生产，它只是改变了树体营养物质的分配方向和比例，将本来应分配于生长根系和贮藏于树体的营养大量用于果实，造成树体营养物质分配的严重失调。根系因缺乏营养，生长缓慢，甚至停止生长。树体因从土壤中吸收的养分大大减少，贮藏营养不足，造成花芽形成不良，甚至越冬后发生死树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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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了刀耕火种的察隅僜人

新华网西藏频道2003年12月5日电　　在藏东南察隅县下察隅镇僜人新村，３６岁的夏点夏斜背着一个挎包，在刚盖好的新房前种玉米。邻居家２７岁的东卫，则躺在自制的“席梦思”床上，欣赏富有节奏感的流行音乐。

僜人，俗称“僜巴”，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以东、横断山脉西部的西藏察隅等地区。

在旧西藏，僜人倍受歧视，被蔑称为“会爬山的猴子”、“光屁股的野人”，只能住在山上。如今，他们家家户户住在绿树掩映的木楼里，房舍周围花草繁盛，远处梯田层层，一幅安闲的世外桃源景象。

东卫家的新房也是几年前才盖好的，院子里种满了果树和花草，还摆放着白色的电视卫星接收机锅状天线。长方形的木结构房子分上下两层，下层养牲畜或堆放杂物，上层有走廊，几个房间顺序排开。 他家的橱柜上摆着神州牌电视接收机，Honson超级VCD，和一些流行歌曲光碟。

隔壁是他妹妹晓江的房间。２５岁的晓江把房间布置得和内地汉族女孩的家完全一样：单人床上铺着床罩，床边有一只小茶几，墙壁上贴着花花绿绿的香港著名影星的画像，墙角摆放着“迷你”衣柜。

经主人允许，我们翻开了晓江的相册。她穿着漂亮的连衣裙，和女伴们或在山间田埂留影，或在迪厅舞会上纵情歌舞。 东卫说，过惯了苦日子的父亲不愿和他们一起住，一个人住在老屋里，“那里又黑又潮，但是有火塘可以取暖”。

总数约１０００多人的僜人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但没有文字，过去多使用结绳或刻木记事的方法。僜人以农业生产为主。

察隅县统战部副部长松鸟是新中国培养的僜人干部。他说：“西藏和平解放前，绝大多数僜人居住在深山老林的半山腰上，使用十分简陋的生产工具，用刀耕火种的方式种植玉米，粮食产量很低。一年中有八九个月时间粮食不够，就要靠采集野菜、野果和树叶及套猎维持生活。”

此间研究者认为，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直到五十年代末，世居原始大森林中的僜人还尚未形成阶级分化的状况，等级观念、私有观念也不十分明显，僜人还没有完全摆脱原始社会生活。

松鸟说，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６８年，国家投资１６万元，在察隅河谷两岸的台地上为僜人盖了新房，动员当地藏族群众和驻军帮助僜人从深山老林迁出来。

下山以后，僜人与汉、藏等民族交往日益密切，许多人学会了说藏语和汉语，学会了开荒种地，学会了新的农业生产方式，买卖婚姻、吸食鸦片的陈规陋习已经绝迹，民族隔阂和民族歧视也已消除，９０％以上的学龄儿童入了学，有几十人成长为国家干部。

松鸟说，过去他们只会种玉米和鸡爪谷，现在，他们还学会了种植旱稻、水稻、青稞、山芋和油菜等作物，家家户户都饲养猪、鸡等家畜，农业产量不断提高，日子越过越好。

五柳村快递不快,不如改在此处.
blogbus前一阵维修系统后速度加快，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五柳村快递。没想到近日速度变慢不说，还时出故障上不去。现在看来这里还比较快，不如改这里为快递，blogbus上的改作别用。

第十四届上海新闻奖揭晓 ( 2005年6月9日 ) 　　第十四届上海新闻奖评选活动日前结束，本市参评新闻单位的85件新闻作品和新闻论文分别获得特别奖和一、二、三等奖。解放日报的连续报道《期盼“资源”早遇“头脑”———给市农委主任的一封信》和评论《透过表象看实质———析“公共知识分子”论》，以及新闻晚报的系列报道《调度员被乘客戳成重伤》获一等奖。　　在本届新闻奖评选中，新华社上海分社通讯《“上海要继续走在全国前列”———胡锦涛总书记上海四日》获特别奖。获一等奖的其他12篇新闻作品和论文分别是新民晚报消息《地铁嘈杂拥挤，孕妇突然休克，爆满车厢让出整排座位》，文汇报消息《包起帆的“金牌”究竟属于谁》，人民日报社华东分社通讯《今日辉煌从这里开始》，新民晚报通讯《6000万“预售”一片黄泥地》，上广短消息《拍照引出的话题———委员和书记的对话》，上海东方卫视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专题片《精彩中国———上海篇》，上视新闻综合频道专题片《“谎言”》，东视新闻娱乐频道短消息《刘翔———家乡父老为你骄傲》，文汇报国际新闻《撤换一批高级将领，推动军事改革步伐，普京下命令，俄军大洗牌》，上海东方卫视国际新闻《印尼：中华文化重获生机》，新闻报新闻论文《新闻官司不必“谈虎色变”》，东广新闻论文《探寻新闻意义，呈现新闻内涵———新闻播音员对新闻的理解》。　　获第十四届上海新闻奖二等奖的新闻作品和论文为28篇、三等奖为41篇。　　第十四届上海新闻奖评选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协办。